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19 20:32:54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国翻译由最初借助美学思想意识呈现自身特征，逐步发展为自建理论框架，最终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翻译美学。从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能清晰的看到，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该文采取历时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进行概述，呈现中国翻译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 中国古代译论中的隐形美学
从我国古代译论中，不难发现美学的踪迹，可以说是自有翻译经验和翻译观点，便有美学思想与之共存。由此看来，翻译与美学从一开始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最朴素的唯物观，认为越接近事物的自然状态越能发现事物的“真、善、美”。此观点反映在翻译理论上就要求译文要忠实原文的内容，反对用浮夸和华丽的句子，就是要保留原文的“真”。我国的翻译实践始于古代的佛经翻译。一般认为，三国时期的支谦编写的《法句经序》是距今最早谈论佛经翻译理论的文章，书中有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记录，从中可以体会支谦的翻译主张“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的美学内涵。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原则；玄奘主张“五不翻”；彦琮追求“宁贵木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主张等，都是古代最具代表的翻译理论。以上几种翻译观点都体现了我国美学的思想意识，即追求事物的“真”，在翻译领域就是通常认为的“质派”（直译），其对立面“文派”（意译）始于从西域入关的鸠摩罗什，推出“案本而传”和“辞旨文雅”的翻译主张。 二、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显性美学
中国翻译经历了佛经翻译带来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迷时期。直到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时，中国才迎来第二次翻译高潮。在严复之前，马建忠就提出“善译”论，要求“知其意旨，摹其神情，仿其语气，心悟神解”，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中，“信”要以“达”为前提，“雅”是主要特征，要求译文讲究“修辞”，要有文采。仔细研究二位大家之后，不难发现二者其实都在强调“内容真”和“形式美”，也都没有跳出我国古典美学领域。之后又经历了来自朱自清、鲁迅、瞿秋白、林语堂、艾思奇等人的阐述和发展，使得“信、达、雅”这一金科玉律在中国译坛的地位更加牢固。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译论日新月异，刮起了一股文学翻译美学之风，将文学翻译提到美学的高度。茅盾最早明确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郭沫若指出文学翻译应有一种“风韵译”；曾虚白论“神韵与达”；陈西滢提出“形似、意似、神似”。之后的四十年代，朱生豪高度强调译文要保持原文的“神味”和“神韵”；金岳霖强调译作要有“译味”。到了五十年代，中国译论和美学的结合可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傅雷以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精湛的翻译境界，从中西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不同中，总结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将翻译和美学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译论。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文章中，明确诠释了“译”、“诱”、“媒”、“讹”、“化”的内涵和相互间的关系，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就是译作是原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原作的精神依然存在。钱钟书的“化境”说，是中国翻译和美学在更高层次上的完美结合，推动了中国译坛的新发展，并为后人的研究垫定了基础。
三、 当代翻译美学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中西交流增加，中国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美学译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不忘构建自己的翻译美学理论框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朱光潜提出“翻译美学”概念。1993年，傅仲选出版《实用翻译美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书里探讨了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美的标准以及审美再现手段等问题，对翻译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1992年，奚永吉编写的《翻译美学比较研究》开翻译美学之萌芽。1995年，刘宓庆著的《翻译美学导论》为翻译美学构建了科
学和系统的理论框架，书中论述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译学的美学渊源、翻译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翻译艺术创造的基础层级和综合层级等问题。笔者认为此书的出版标志我国翻译美学的形成。2001年，奚永吉出版《文学翻译比较美学》。2002年，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出版，此书首次以心理学为依托，论述了翻译的审美过程，扩大的翻译美学研究的宽度。2005年，毛荣贵《翻译美学》出版，是迄今第一次以“翻译美学”为书名的著作，由主体篇、问美篇、朦胧篇和实践篇四部分组成。同年，刘华文的《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一书出版。除了以上出版的专著外，还有大量研究此领域的文章，如：1986年，刘宓庆发表《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1996年，张柏然、张思洁发表《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辩》；1998年，赵秀明发表《中国翻译美学初探》；1999年，姜秋霞发表《文学翻译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2006年，曾文雄发表《中国翻译美学研究新发展》；2007年，李洁发表《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等等。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翻译美学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已然成为中国译论中的热点议题。翻译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译界学者对此非常关注，说明其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 总结
翻译和美学的结合创造了一门新的科学――翻译美学，受到译坛的青睐，证实了中国译论需要创新精神，将两门甚至多门学科联合起来，构建多元学科。诚然，翻译美学的形成给中国译论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是其中的不足业内人士也开始慢慢关注。笔者认为，任何一门新的科学，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需要时间了历练，在批判中发展和成熟，唯有此才能在相应的领域内巩固其地位，发挥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