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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演变

作者：魏晓东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01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历史进程。从领导权实现的程度分析，可以分为争取领导权、争取和巩固领导权、巩固和完善领导权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是依次递进的关系。

关键词：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1-0099-0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历程，学者们认为大概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如果从领导权实现的程度分析，我认为可以将六个阶段梳理为争取领导权、争取和巩固领导权、巩固和完善领导权三个阶段。这样归纳，可以使党领导统一战线的艰辛历程更加清晰。 一、争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逻辑推理，首先是获得领导权，否则领导就无从谈起。要争取领导权，必然要先认识到应该争取领导，其次是如何争取领导，最终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有一个初步深化的过程，到党的“四大”基本达成共识。之后，毛泽东有个结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加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加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也较早地开始了争取领导权的实践。虽然，大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因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不懂得坚持党领导的重要性，放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最终破裂。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党就开始了争取领导权的努力，并且在局部也获得了一些领导权，使此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成为可能。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争取到了部分组织领导权。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选出的24名中央委员，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在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7人当选。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多名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武汉执行部的负责人。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时，选出的80名执监委员中，有共产党员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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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通过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而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经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通过，1924年7月，在广州创办“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办了六届，农讲所的主任都是共产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为了建立革命军队，孙中山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随后，又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有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创建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其次，对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人的破坏活动展开反击，努力争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建立是基于国民党的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内部组成有左派、中派、右派，情况比较复杂。左派代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中派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工商业家的利益；右派代表的是大商人、大地主、军人政客的利益。尽管左派和中派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不一致，但总体上，能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统一战线内的共产党比较友好，能够合作。右派则对共产党采取排斥态度，并不断发起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活动。共产党采取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派，反对国民党右派，扩大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事业的行动。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为争取党的领导，巩固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不懈斗争。就实际效果而言，在统一战线中也取得了部分领导权，但仅仅是局部。主要原因，是由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实际所决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不是以党组织的名义，有很大局限。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以服从国民党党纲为条件。事实上，在合作中国共两党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比如双方在领导机构中所占比例、职位配置等等，都没有约定。中共在合作中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始终掌握在国民党手里，中共党员发挥作用，只能根据任职情况灵活掌握。这种先天的不足，再加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缺乏斗争的经验，面对国民党新右派一轮又一轮的猛烈排斥时，显得力不从心。

现在，我们回头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实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历史，合作前期赢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而后期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争取同盟者领导权的可能性，以致革命失败。一个重要的启迪，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具备毛泽东所论述的“我们有充足的力量”的条件，这恐怕是造成党最后放弃领导权，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党内缺乏思想的统一性。毛泽东在论述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条件时，始终把党的思想统一，放在重要的位置强调。而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时，恰恰表现出的是思想的不统一，削弱了党争取领导权的力量。比如，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所谓国民政府后，面对局势的变化，如何继续进行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内意见出现分歧。第一种意见，主张讨伐蒋介石。周恩来、李立三、陈延年等人持这种意见。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如不讨伐，就必然导致整个革命的失败。第二种意见，主张向南攻打李济深。第三种意见，继续北伐，攻打张作霖。1927年4月28日到5月10日，在武汉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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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设想本来是一次纠正党内右倾错误的会议。但陈独秀在大会上的报告，没有总结国民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并且为过去的右倾妥协退让政策辩护。认为党在“中山舰事件”上的退让，是不得已，“可以宽恕的”。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等对陈独秀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他们列举党内大量右倾妥协的事实及实质，对资产阶级分裂统一战线的行为不敢斗争，一味妥协退让。瞿秋白《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一文特别指出：“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无产阶级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次大会作出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指出了土地革命、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等重要性，表明对认识上的进步。遗憾的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大会也就无法摆脱右倾错误的影响。党内意见的分歧，导致在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党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第二，缺乏率领同盟者作坚决斗争的决心和魄力。毛泽东说，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一个条件是，率领同盟者斗争并取得胜利。但在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中，党的主要领导陈独秀，担心联合战线破裂，对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结果使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使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地位更加巩固。同样，在“党务整理案”中，党的主要领导人采取退让政策，认为“党务整理案”是国民党内部的事，其他党无权干涉。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对统一战线分裂者进行坚决斗争，以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只有斗争才能保存实力，才有办法和希望。蔡和森也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做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而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仍然坚持退让，认为我们的策略应该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此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起草和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其主要观点是，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工农武装应服从政府管理，等等。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右倾投降主义者，轻而易举放弃了统一战线领导权。

第三，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很特殊，它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影响极其深广，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深深地打上了共产国际的烙印。从总体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既有功劳，也有失误。在中共创建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积极的，功劳是主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共产国际向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助推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费支持。这些帮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国际派代表给予指导。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是得到共产国际的不少指导和帮助的。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在革命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