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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典型冤错案：聂树斌案复查多年无结论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发表时间：2013-06-05 15:44

4月25日，河南叶县，被判无罪的李怀亮（右二）与家人在一起。图/CFP 哪种冤案是最没有悬念的平反？答案是“亡者归来”。这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在我国被公众熟知的个案有：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

“真凶”再现，往往也能成为平反一起冤案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当“真凶”浮现，尽管舆情滔滔，复查多年仍无明确结论。 今年以来，在新刑诉法实施和中央强调“个案公正”的背景下，多起陈年冤错案件得以平反与纠正，目前尚有多起重大疑案正在复查、审理之中。法院系统也从上至下展开反思，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亲撰《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传播甚广。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常林锋案、河南李怀亮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案的无罪判决，被认为破除了“中国式冤狱”平反的两个密码：“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贯彻了刑诉法早已明确的“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李怀亮式”纠错

4月25日，河南平顶山中级法院宣判李怀亮无罪。李的辩护律师王永杰注意到，在宣判的法庭上，4名公诉人缺席了。据悉，公诉人在听说法院将判无罪的消息后，集体退庭。

5月8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通报称，对于李怀亮的无罪结果，检方认为贯彻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因此尊重判决结果，决定不抗诉。

对于检方，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据透露，在李怀亮无罪宣判后，检方压力巨大，就是否抗诉，平顶山检察院尽了最大可能争取，几位公诉人连夜工作，以期找到提请抗诉的充足理由，最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不予抗诉的指导意见。 在河南，李怀亮案被认为破除了“中国式冤狱”平反的两个密码：“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贯彻了刑诉法早已明确的“疑罪从无”司法理念。

对于李怀亮案，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反思道，平顶山中院2007年5月要求将李怀亮案退侦之后，一直没有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书，导致案件长期滞留在法 院环节，“如果我们在赵作海错案发生后，在当时开展的大排查、大整改活动中，能够及时排查出来并宣告无罪，无论是对李怀亮本人还是对司法的公信来讲，都会 少一些伤害。”

“这次，我们主动引爆了这个‘炸弹’。”张立勇说，平反冤案一向被视为法院的丑事，然而，李怀亮案的价值在于“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贯彻，知耻而后勇，抑或是在司法机关强化“无罪推定”的另一个契机。

据有关媒体报道，自赵作海案后，河南省三级法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多起案件依法审理，依法宣告上百名被告人无罪。 证据“黑洞”

刑案成疑，并最终在法院环节得以纠正，均源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在记者采访的多起冤错案件中，诸如赵作海案、李怀亮案、张氏叔侄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法院最初定罪的理由均是“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简 称“两个基本”）。这一“两个基本”断案的观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并在后来的刑事审判中得以广泛运用，特别在几次严打中盛行。在司法界和学界，“两 个基本”一直有争议。

经历过多起冤案辩护的朱明勇律师认为，“两个基本”并非法律概念，法律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从79刑诉法到97刑诉法到今年实施的新刑诉法，法律条文对于有罪判决的要求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从逻辑上来界定，基本与确实、充分，两者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可能导致一些证据还有一丝怀疑没有排除，而酿成错案。”朱明勇说，“两个基本”折射的是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落后司法理念。 据法院人士介绍，“两个基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目前，法院已经不会再按照“两个基本”来判案了，判决书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表述。

河南高院常务副院长田立文认为，在司法操作层面，贯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证明标准的把握。新刑诉法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 准进一步明确为“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修改非常关键，对于引导司法人员由“有

罪推定”的正向思维模式向“疑罪从无”的逆向思维模式转变，进而防范冤错案件 有重要意义。

显著的案例是浙江张氏叔侄案。死者指甲擦拭物经DNA鉴定系“二张”以外的他人所留，但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重视该案存在的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仍然依据口供定案，认为“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维模式。 个案纠错路径

近年来，各地涌现的种种冤假错案，哪一种是最无悬念的平反？答案是“亡者归来”。

这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在我国被公众熟知的有三起：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他们被指控杀人，但多年后，“死者”活着现身。佘祥林、赵作海以无罪之身走出监牢，而滕兴善却在“亡者归来”之前已被枪决。 “真凶”再现，往往也能成为平反一起冤案的决定性因素。记者梳理目前已知十数起“真凶”再现案例，大多数得到纠正。但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却成为例外。

至于“疑罪从无”案件，司法机关纠结于“定放两难”。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因证据不足，往往被退补、发回重审，或者“疑罪从轻”。还有“疑罪从挂”，比如福清纪委爆炸案，12年审而不决，直至今年5月3日才宣告5名被告人无罪。 朱明勇介绍说，按照法律规定，冤案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必然进入二审。二审无非以下几种结果：发回重审、改判和维持原判，或者检察院撤诉。我国 司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就是希望能通过二审程序发现一审错误，得到公平正义的结果。但长期以来，法院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由此产生了 两种后果：一是基层法院习惯性地把拿不准的案件或者影响重大的案件，一审判决前主动征求意见或者获得支持，实质上把两审变成了一审，失去了两审终审制的本 来意义；二是法院向同级党委或党政领导汇报，而这些领导又非专业人士，凭主观感受和汇报的情况来判断，一旦作出批示，同级法院又不敢不执行，造成错判。

对于一审法院直接宣判无罪的案件，朱明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经代理的河南马廷新案。这起惊动公安部的灭门血案，被告人马廷新由河南鹤壁中院一审判决无罪，高院发回重审，一审再判马廷新无罪，检察院抗诉，以高院裁定检方撤诉告终。 法治新气象

5月初，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强调，“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