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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

《琵琶行》问世不久便广为流传, 故唐宣宗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 胡儿能唱《琵琶篇》, ”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琵琶女从“五陵年少争缠头”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遭遇, 触发了诗人失意的痛苦。所以他才有“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琵琶行》的成功, 一是切肤之痛、身世之感的倾泄; 二是白居易在音乐美学造诣上的独特发挥,对琵琶女弹奏抒写的一段, 绘声绘色, 可谓高超绝伦。在这里, 身份及人格的变化具有关键性作用。其个人的痛苦、失意、感伤取代了以往政治使命之热切心理, 诗人的思想情怀更贴近生活的本质, 切合艺术审美的要求。还有另外一些诗, 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作于长庆二年(公元822) 的《暮江吟》, 是一首写景名篇。“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此诗感觉独特, 清新自然, 可谓佳篇。这是他贬谪七年之后的作品, 其意蕴深远, 情韵之高, 与他少年所作“离离原上草”等诗篇有着内在的因缘和传承, 都是以艺术家情怀观照生活的结果。

《白云泉》作于公元825 年, 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 人生阅历已十分丰富, 对宦海沉浮也见惯不惊:“天平山上白云泉, 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 更增波浪向人间。”诗风平淡中见清雅, 调侃中显达观。还有一首人所熟知的《杭州春望》, 也写得色彩鲜明亮丽,情绪爽朗。这些诗作都体现了白居易日益成熟的艺术素养。可以说, 他后期诗作大都有技巧圆熟、笔触洗练、音韵流畅的特色。白居易前期的诗论观对强化诗歌的现实主义内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它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产

物, 并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实用性意义。后期的白居易在思想、情怀方面走向了一种挣脱羁绊后的返朴归真境界, 创作出了大量与“讽谕诗”不同的、审美性较高的“感兴诗”。

不少研究者把白居易后期这种淡泊宁静的艺术情怀和人生态度理解为他消极遁世、奉佛信道的体现。笔者以为这种看法似有偏颇, 所以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关于白居易后期奉佛信道的问题。

隋唐时期, 佛道两教极甚, 上至天子, 下至庶民, 无不信奉。唐代因道教而起的炼丹术也非常兴盛, 服食之风尤盛。皇帝如宪宗、穆宗皆因饵金石药而死, 大臣、文人死者更多。但是, 这种风尚未必就是决定和改变白居易创作和思想的主要原因, 白居易的《思旧》诗云:“闲日一思旧, 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 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流黄, 一病讫不全。微之炼秋石, 未老身溘然。??唯予不服食, 老命反迟延”。“饥来吞热物, 渴来饮寒泉”,“牙未缺落, 支体尚轻便”。由此来看, 白居易对韩愈、元稹吞食丹药的事是很痛惜的, 对此他有较清醒的认识, 饮酒、参禅是他走向超越的途径和手段, 但不是他生活的全部, 更不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动力。

二、关于白居易消极遁世的问题。

在对待现实问题上, 他谪居江州时, 淮寇未平, 诏停岁仗。对此, 他愤而赋诗:“愚计忽思飞短檄, 狂心便欲请长缨”, 表达了壮心不已的用世志向。诗人在杭州刺史任上, 发动州民修建钱塘湖堤, 蓄水灌田, 使千顷田地得以减免旱灾。他写下《钱塘湖石记》, 把管理灌溉的方法刻

在石上, 留给后人。61 岁时有《岁暮》诗云:“洛阳士与庶, 比屋多饥贫; 何处炉有火, 谁家甑无尘? 如我饱暖者, 百人无一人”。这些作品可以证明, 白居易并未消极遁世, 依然关注社会和人生, 只不过这种关注多了些艺术家情怀, 少了些急于功名的浮躁和局限;他依然在寻找机会“兼济天下”。

总之, 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贯穿了白居易的一生。贬谪江州之前, 他主要是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文人, 之后, 他则是一个兼顾人生却侧重艺术追求的诗人。 注释：

①②③ 郭晋稀《白居易新论》, 载《文学遗产》1990 年第1 期。 ④ 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上) , 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4 期。 ⑤ 《白居易集》第四册1605 页。

——原文刊载于《晋阳学刊》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