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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未遂封禅

隋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豪强乘势夺权。李渊父子自山西起兵，兼并天下。李世民屡建战功，而政见每与乃父不合。李渊建立王朝之后，李世民任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为秦王。7年后，又进位中书令。李渊虽然是有唐一代的开国之君，实际上胸无大志，不过是酒色之徒而已。《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李世民与裴寂共谋起兵，动员李渊的故事，极为有趣：

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击高阳历山飞贼甄翟儿于西河，破之。是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知之，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官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然未有以发。而所在盗贼益多，突厥数犯边，高祖出兵无功，炀帝遣使者执高祖诣江都，高祖大惧。世民曰：“事急矣，可举事！”已而炀帝复驰使者止高祖，其事遂已。为了让李渊起兵反隋，用隋宫宫人私侍李渊，实在说明李渊是酒色之徒。而李渊中计之后，又对儿子

李世民装佯，假意不许，还“执世送官”，就痞味十足了。直待刘武周起兵反隋，进攻李渊的汾阳宫时，李渊才募兵，以计杀隋将，正式起兵反隋。

李渊起兵之后，在军事上进展十分顺利，很快便登上皇帝宝座。李渊起兵过程中，李世民屡立战功，而且常常在关键时刻起扭转局面的作用。如李渊至霍邑，“会天久雨，粮且尽，高祖欲谋还太原”。此时，李世民挺身而出，认为退兵“则众散于前，而敌乘于后，死亡须臾”，坚决分兵进击。当李渊与长子建成被隋兵战败后退之际，又是李世民勇敢地率军奋战，杀隋将而挽回败局，直捣长安。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皇位父传子，家天下。《新唐书.太宗本纪》称：“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屡许以为太子。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综观，唐初史料，李渊身边最有影响的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李世民雄心勃勃，不仅有将帅之勇，而且有帝王之才。李渊原是好色之徒，乘时而起，幸而为君，建成元吉，亦大有乃父之风。因此，李渊在人情气度上，与建成、元吉相似，故而有倾心之嫌。但又畏惧李世民雄才大略，战功卓著，大得人心。虽时时许立太子，但又不甘心。终以立长为由，以建成为太子。父子兄弟之间在权力分配上有一场既微妙又复杂,既勾心斗角又真刀真枪的政治游戏：

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官，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若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诏裴寂、萧瑀 、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核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官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 （《新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其实，玄武门之变，早就在酝酿。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明知建成“不闲政术”，依然立建成为太子，并派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辅助。到武德四年，太宗李世民的影响日益增大，“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显然是故意挑起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史书上说,“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此后建成、元吉或招集四方骁勇,或募请长安恶少，或交结宫中李渊之宠幸，或企图用药酒毒杀，种种阴谋，桩桩诡计，都对着李世民。显而易见，李建成、李元吉与李世民兄弟间政治游戏的导演是李渊，是李渊利用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来维持自己的利欲。当建成、元吉利用药酒使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之后，李渊一面对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一面又劝李世民离开长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