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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用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仍看中篇小说《边城》:西水岸边的吊脚楼、碾坊、碧溪咀的竹篁、白塔、绳渡、条峒的小街、码头、店铺,是令人神往的湘西景物画;那元宵的鞭炮烟火、舞龙耍狮、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泅人捉鸭等,则是墨彩交融的风格画;加上那儿人们古朴的风习,淳厚的人性,带有地域性的传统道德观念等。一起勾勒出一个新奇的独特世界。小说围绕着老船夫和他外孙女的故事,对这个僻远边城的自然景致、生活风习和人物性格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地方色彩极为浓厚。其他作品,如《还乡》、《船上岸上》也描写了湘西边城的山光水色和风俗民情,渲染了生活的宁静和民性的淳朴。沈从文的乡土作品里人景交织,情景融汇,构成一幅幅连续不断的风物画,一曲曲洋溢生命哀乐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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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
沈从文说: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欲望,这“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他又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因此,他在创作时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透视人生。他往往去除现实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这种人的自然化是沈从文一贯的美学追求,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总的特色。
沈从文的理想世界,是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他对于善良、淳朴的人类本性,以及怀着这种本性的农夫野老,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以深沉的感情描绘他们敬神守法,舍己为人等古道热肠,表现出一种伦理的美与道德的美,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这一类作品有《边城》、《柏子》、《三三》、《牛》、《长河》等,作家致力用温情笔墨描写村野间耕夫船户的淳朴人性。
《边城》不仅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也是30年代文坛的代表作,这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司马长风语)。小说借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缠绵悱侧的爱情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一致的田园牧歌情调。作者着眼于人性的光芒与人情的淳厚,刻意表现人的道德美和人性美,小说成功地刻画了翠翠的迷人形象,清风、丽日、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幅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她有内心的憧憬和期待,但不须明白,不必追求,只是依着古老的节奏安分地生活着。通过美丽天真的翠翠、她的殉情的双亲、侠骨柔肠的外祖父、豪爽慷慨的顺顺,都具有作家所向往的“人性”美。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角落古风犹存,人们身上更多一些淳朴,作家也对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现对“人性”美的向往与追求。然而,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作为一种艺术追求,沈从文刻意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柏子》从水手与妓女粗野的欢会中表现一种单纯的人情,《新与旧》甚至从当了多年的刽子手的老战兵杨金标身上闪射出善良的人性。而三三、夭夭等少女形象,更是作者所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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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三)抒情的笔调,疏散的结构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注重的不是情节和结构,而是意蕴和情致,看重作品的写意性和抒情性。他最初的作品,受到“五四”时期以回忆故土为内容和主题的“乡土文学”的启发,在表现手法上带有郁达夫、废名等人抒情笔调的影响。但他在勤奋多产的创作过程中,对于小说创作的写法和结构,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实验,还因此被人称为”文体作家”。他的小说,语言鲜活清晰,句法短峭简练,忧郁的情调与诙谐的风致揉合在一起。他将散文的笔法与诗歌的抒情因素导人小说之中,努力创造一种诗意抒情的表达方式。他常常用一种清淡的散文笔调,平和素静的描绘他所熟悉的、所呼唤的人情,他所默想的人生事理,所企望的理想人生形式。在描写人物和事件时,往往渗入来自民情风俗的联想,加插详细的辅叙、交代,读来饶有余味,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
表现童养媳人生的《萧萧》,可以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期的标志,预示着他进入了有风格作家的行列。小说以轻松又抑郁的笔调,不加文饰地叙述了萧萧的一生。作家一反二三十年代描写童养媳制度罪恶的常见模式,而从独特的角度揭示人物的内部主观精神,与摆脱现存人生秩序,获得生命自由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冲淡又深情,作品在对人物精神的深层次的透视上,非其他小说所能及。
沈从文认为,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的独断!由于作家看重的是作品的意蕴和情致,采用独特的表达方式,因而他的小说在结构上并不严谨,可以说是疏放式的。李健吾说:一切艺术作品,正是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全可爱,仿佛有意,其实无意;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走进理想的世界,但我们在欣赏他故事清新的时候,能体味到作品背后蕴藏着的热情;当我们在欣赏他文字朴实的时候,能感受到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在沈从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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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品中,我们绝少看到浪漫主义色彩,作家用朴实的文字,写意与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新文学的成果。
五、“湘西世界”的意义
构成沈从文的文学“湘西世界”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是一直在作者头脑里存在的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所有的作品相互衍生,彼此生发,在文化氛围、美学境界上有机地融成一片。沈从文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认为,小说包含两个成分:“一种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湘西世界”就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这梦幻难免与现实持有距离,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从人性道德的视角,去透视一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沈从文“力图体现存在湘西世界自身中的时空感,复原湘西人物的世界认识,世界想象。这不能不造成沈从文的乡土描写与同时代类似题材创作的心理差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并不完全具有湘西社会的现实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沈从文关于湘西的“神话”。然而,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湘西世界”的最大意义,不在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湘西的现实关系的图景,也不在于为我们摄下了一组已成为陈迹的“社会风景”,而在于它以现代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这个负债极重的“文明古国”,提供了一个在精神上回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心的文学桃源。这个“桃源”以一种心理现实存在于沈从文的小说之中,它洋溢着曾经作为一个“正常的儿童”的民族那天真活泼的“童趣”希望我们回复“童心”,以重新焕发中华民族的青春活动力。
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使其饮誉中外,其独特的创作艺术和文学思想以及他那传奇般的鲜有的人生经历和淳朴执着的独立人格和自强不息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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