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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1927-1937)经济社会发展评述

作者：王远芳

来源：《学习导刊》2014年第06期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1927－1937）是充满矛盾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使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22 年中经济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经受着各种无法根除的阻碍。农业方面，在世界经济和气候的影响下，经济时好时坏，但仍然是沉重的社会问题，因为传统的小农经济没有改变，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社会习俗来看，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新旧交替，变化不一。笔者将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简要阐述。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及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全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经济状况严重不景气。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1928 年6 月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7 月的全国财政会议,确定了國民政府初期的财政经济总方针。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方针可概括为：财政上，统一财政，整顿和改革金融，整理和改革税收；经济建设上，以发展交通和开发煤矿为重点，并发展其他各项经济事业，逐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一系列的政策促进了十年间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关税自主及改革税制

1927年，国民政府首次宣布实行关税自主，遭到外国列强的反对。1928年随着全国的基本统一，外交部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开始正式与外国交涉收回海关主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美国、法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典、英国、西班牙、日本十二个国家陆续与南京国民政府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随后，国民政府对关税内容进行了逐步的改革，以银价征税改为以金价征税，并从1930年到1935年三次提高税率。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货进口过多的局面，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加政府的关税收入。 （二）裁厘改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着手裁撤厘金, 至1934年终于完成。为弥补财政损失, 建立了统税制,对国内的工业品按照一物一税的原则，进行一次性征收后即可通行全国。1932 年1月设立了统税署, 统一管理统税事务。随着统税的不断推广，统税的范围不断扩大，成为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一。裁厘改统，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国内商品流通，但税率普遍较高，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又有消极影响。但是裁厘改统有利于国民政府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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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币制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可分为废两改元和实行法币政策两个阶段。废两改元是国民政府废除银两作为计算单位采用统一的银本位币的一次币制改革。废两改元后，统一的银元大量进入社会经济生活，杂色币退出流通领域，有利于商品交易、市场稳定,有利于商业发展。 1935年，国民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实行货币改革,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2 月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 四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即法定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和市场货币流通,均使用法币,不得使用现金。并且规定了法币与英镑固定的比价关系。法币与英镑的挂钩，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美国使用停止使用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国民政府与其签订协定，确定了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从此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币制改革是中国货币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它的实施对于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币制改革到抗战爆发前这段时间，外汇平稳、物价回升、金融安定、外贸入超相对减少，中国国民经济呈现上升趋势，1936年初对外贸易出现几十年未有的顺差。但国民政府发行不兑换的纸币政策，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四）鼓励工业发展的举措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国民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些措施，不同程度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工业。1928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工商部长孔祥熙提出了兴办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主张把钢铁、机器、水电、纺织、化工、制盐、造纸等工业列入由政府创办的范围。三届三中全会再次确定了煤、铁、油、钢矿之未开发者，均归国家经营的方针。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十年间，国民政府整顿和恢复了一大批旧有工业实业，新建了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等一大批具有比较先进技术的工业企业。其次是对民营工业进行整顿并给予一定扶持。通过工业登记、工业救济、工业奖励等措施促进工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一些大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纷纷开展兼并、改组等活动，民族资本出现了明显的集中趋势，主要产业中，出现了集中程度很高的民族资本集团，显示了民族企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阻碍民族企业发展的因素

政府发展经济的种种措施，只是部分的发挥了作用，在实施和政策的制定上有很大的差距。如废除了厘金，但各省往往代之以特种消费税。而且政府的一些措施，与国民经济和民族企业发展需要相抵触。这些方面体现在： （一）高额的政府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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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量依靠借贷，由于向政府公债和贷款支付高额利润，80％的政府投资流向政府，流出工商业。而企业为获得贷款，不得不支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二分的年利率，这是大部分企业无法承受的。企业无法得到稳定的投资，工业活动成为了一种投机冒险。 （二）沉重的税收

中央政府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省政府后，中央的税收几乎全部来自工业和商业。高额的营业税和统税给国民党统治下的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如193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税额为全部收入的38.7％，这是这家家族企业无法承受的。1927年在上海的182家中国人经营的烟草公司，到1930年有三分之二倒闭，经营者普遍把主要原因归为南京政府的税收。除法定税额外，这些公司还必须负担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贿赂和礼物等特殊支出。 （三）来自垄断企业的竞争

孙中山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只有重工业、交通和通讯应该国有化。但在十年中，国民政府在经济事业的管理上越来越起全面和直接的作用。政府控制银行后，迅速插手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1936年，至少控制了工业企业13％的所有权。政府接管了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办矿业和官僚投资的工矿业外，还建立了新的重工业企业和能源企业。同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介入，还深入到轻工业、销售业和投机业等各个领域。

在世界经济衰退、日本侵华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30年代的增长是令人瞩目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质的进步。但阻碍经济发展的上述因素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与传统政治行为模式的相似之处，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即使侵华的战争不爆发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稳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三、社会结构、社会习惯的变迁

从社会结构来看，由于地区经济差距仍在扩大，天灾人祸不断，土地承载能力下降，而城市近代工业的吸附力有所增强，边疆开发也吸纳了部分人口，人口向边疆和城市流动的趋势加强。城市工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城市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东南沿海城市获得一定发展，内陆地区城市化较为缓慢。只有少数城市的工商各业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协调发展，而大多数城市则经济功能单一或残缺不全，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城市应有的经济辐射功能。

在社会习俗和社会生活方面，总体而言居住、信仰、丧葬等方面的礼俗变化较小，饮食、衣饰、婚姻稍有变迁，但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同样表现出新旧并存、步调不一的特点。由于社会的持续开放，西方社会的持续影响，使中国社会的变迁处于不间断的过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