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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给付型不当得利
作者：欧阳苏芳 陈世昌 赵一阳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01期
摘 要 现行法对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是《民法通则》第92条。相比于国外立法（台湾地区的“民法”对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既有一般性的规定也有准用性的规定共计9个条文，而德国民法也有11个条文的规定，瑞士债务法有6个条文，日本民法有6个条文）来说是相当简陋的。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本文仅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角度，论述其构成要件、排除情形及其相关案例等。 关键词 给付 不当得利 获利 损失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北京市2015年青年英才项目的支持，项目号是15036。本文是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欧阳苏芳，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教师；陈世昌，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2014级法律硕士研究生；赵一阳，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学2015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258-02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一）一方获得利益：基于给付
何为获得利益？获得利益的理解应当采用广义的理解：既包括财产的积极增加，也包括财产的消极增加。前者的表现形式有：
1.财产权的取得，如所有权、他物权、知识产权及债权的取得等。
2.财产权的扩张及其效力的加强，如因符合而使得所有权的范围扩张，因第一顺位的抵押权的消灭而使得第二顺位的抵押权次序上升。
3.财产权利的限制的消灭，如原来在财产权上设定了抵押权，而后来抵押权消灭。 4.取得财产的占有。 5.债务消灭。 后者的表现形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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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应支出的费用而没有支出。
2.本应负担的债务而后来不再负担或减少承担。 3.本应设定的权利限制而没有限制。
何为给付？给付是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 “有意识地增加他人财产”是强调“给付须基于给付者的意思”，反之，如果一方获得利益非出于他方的意思时，不成立不当得利。 由此可见，这可以作为区分不当得利类型的一个标准。“基于一定目的增加他人财产”则强调了给付财产的另外一个维度，这中特定的目的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特定的信赖关系，这样的限定使得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权利义务双方明朗化，尤其是在涉及到不当得利的三方关系时具有重要的甄别意义。 （二）一方受有损失
这里的损失和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不是同一语义，应当明了。此处的“损失”和上文的“利益”是一组对应的概念，两者应当做同一理解。 （三）获得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王泽鉴教授认为在不当得利尤其是在分析“给付型不当得利”时，传统的因果关系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法律的证成，进而提出用“给付关系”代替“直接因果关系”，理由如下： 1.维护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2.危险合理的分配，保持当事人之间的抗辩及仅承担给付相对人破产的风险。
3.为“谁得向谁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在三人间的给付关系中。
（四）没有法律上获得给付之原因
获得给付如果有法律上之原因，则自然依赖其他制度来调整。而当产生了没有法律上原因的财货变动时，则落入“不当得利”制度的调整范围。此处所称没有法律上获得给付的原因主要指：自始欠缺给付目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给付目的不达。具体分析如下： 1. 自始欠缺给付目的。是指当事人做出给付时即不具有给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种：（1）非债清偿；（2）作出给付的原因行为未成立或者被撤销。
2. 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是指给付时虽有法律上之原因，但是其后该目的已不存在时，因一方当事人的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主要情形有：（1）附解除条件或者终期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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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已满；（2）契约解除；（3）婚生子女的否认，比如父母子女之间有抚养被抚养的法定义务，但是后来鉴定，孩子不是父亲所生，该父亲向法院提出请求返还自己支付的费用；（4）依双务合同交付财产后，因不可归责于对方的事由而致不能实行对待给付。 3. 给付目的不达。是指为实现将来某种目的而为给付，但是因为种种障碍，日后不能达到目的时，因一方当事人的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主要情形有：（1）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其条件未成就；（2）以受清偿为目的而交付收据，而债务并未清偿。 二、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排除
构成不当得利需要以上四个要件，相关当事人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种请求权会被排除掉，主要有以下四类情况：一是履行道德义务而为的给付；二是为履行未到期的债务而交付的财产；三是明知无交付财产的义务而交付财产；四是因不法原因交付财产。
（一）履行道德义务而为的给付
何为道德义务？是一个不确定的生活术语，对其理解自然也应当根植于社会的一般观念，尤其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风俗各异，在做出判断时应当谨慎之。例如第一，养子女对于自己亲生父母的赡养；第二，好友结婚，你前去贺喜，送出彩礼200元。但是在某些场合将显得模棱两可，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1.在河南西部某县城流行一习俗，媒人撮合成一对新人，男方应为媒人购买皮鞋一双。同村的陈叔为邻居甲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姑娘乙，甲乙甚是满意，遂结婚，并按风俗为陈叔购买一双“刘家皮鞋”。婚后不久，二人因性格不合闹离婚，甲向陈叔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2.甲为一农村小伙，年逾30而无娶妻，家人甚忧。其母乃在“奔向春天”婚介所留下了甲的相关信息，希望可以为甲找到一房媳妇儿。约定事成之后，付酬劳500元。 问：案例1中甲的主张能否成立？
案例2中的酬劳约定效力如何，能否适用居间合同的相关规定？
案例1中的皮鞋应当认为是基于道德性义务的给付，纵然构成不当得利，也应当排除其不当得利返还的请求权。案例2中的问题是这类合同能否适用《合同法》调整，这种约定是否有悖于善良风俗？类似这样的判例在德国和台湾，都被认为因婚姻居间而约定报酬者，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即类似这样的情形不归合同法调整。 （二） 为履行未到期的债务而交付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