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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璠竹刻笔筒之古风雅韵

作者：盛建国

来源：《收藏界》2013年第08期

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竹刻笔筒是文房清玩中的重器，不光为文人雅士所青睐，更主要的是笔筒身上所蕴涵着的文化意韵：“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竹子那谦逊劲节之气、静雅萧疏之态正是文人雅士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笔筒虽小，其集绘画、书法、雕刻等艺术为一体，是华夏文明的载体之一。

竹刻笔筒从目前传世品来看大多是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的。明代文人崇尚自然的生活观，讲究做人品味，追求生存格调，以拥有精美绝伦的笔筒为荣，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笔筒的制作与收藏。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明晚期文人屠隆在《文具雅编》中仅提了一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清代竹刻名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首先是文人对竹子有特殊的偏爱，其次是竹子的自然特性，为雕刻笔筒的绝佳材料。竹子筒形的直径与笔筒相符，截竹为笔筒，是十分方便的事情。其三，文人画的勃兴，促进了竹刻与书画艺术的结合，创作出许多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作品。

有清初竹刻第一人之称的吴之璠，生于明崇祯前期，卒于清康熙晚期，嘉定县南翔乡人。嘉定以刻竹闻名于世，特别是明代朱鹤、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创造的竹雕技法对吴之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吴之璠家学渊源，其祖父、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儒，因而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能诗会画，精工花鸟人物，书风秀媚遒劲，因而他的作品文人味十分浓厚。黄世祚《练水画征录校补》谓：“鲁珍初居南翔，徙天津，邑中流传绝失。所刻笔筒有贡入内府者，款镌槎溪吴鲁珍。”乾隆帝看见吴之璠所刻《对弈图》笔筒后，十分喜爱其作品，就问身边的侍臣：这个鲁珍是谁？侍臣们从康熙年间南翔文人陆廷灿撰写的《南翔随笔》一书中找到了鲁珍的名字。乾隆帝知道鲁珍就是近人吴之璠后，写诗赞誉其高超手艺，让工匠镌刻于吴氏的作品上，其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竹刻由来称鲁珍，藏锋写像传有神。技哉刀笔精神可，于吏吾当斥此人。”由于乾隆帝的推崇，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吴之璠作品的收藏热。

吴之璠竹刻风格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圆雕法为基础，转为深浮雕法，有陷地深峻、圆活肥润的面貌；中期蜕变为浅浮雕法，已初见薄地阳文法的雏形，刀法更见峭劲洗练；晚期潜心钻研薄地阳文法，力求材质与技法完美融合。所谓“薄地阳文”，就是竹刻纹饰仅凸起些微，纹饰以外的竹地只薄薄减去一层，纹饰轮廓虽以阳文刻出，而细部则以阴文为之。薄地阳文虽然仍是浅浮雕的一种，但经吴之璠发展变化，吸收了汉画像石和龙门石刻中的浅雕技法，别具面目，为识者所珍。金西《刻竹小言》云：“鲁珍常用之另一手法，亦明代竹刻不经见者，为萃集精力，刻划只占全器某一局部之一事一物，此外则刮及竹理，任其光素，或有雕刻，不过略加勾勒而已。如此则宾主分、虚实明，朴质可见竹丝之素地，与肌肤润泽上有精镂细琢之文图，形成对比，相映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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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璠传世作品不少，均是精湛之作，流传至今和见于著录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余件，除国内博物馆有收藏外，私人也有收藏，另有一些已流传到海外。 吴之竹刻笔筒赏析

《二乔并读图》笔筒（图1）。直径10厘米，高18厘米。阳文行书款“吴之璠”，阳文双框印“鲁珍”，右上方椭圆形“宝”字起首印一方。现藏上海博物馆。笔筒一面雕刻大乔、小乔咏赏《铜雀台赋》的画面：两位窈窕的女子，一坐榻前凳上阅读，神态贯注，若有所思；一斜坐棕榻一端，右手执纨扇，睇视书卷。榻上陈置文房用具点缀。这样的画面安排，不仅增加了书香氛围，还表现了人物的气质，进而烘托了主题。笔筒另一面刻七绝一首，字体秀媚潇洒，尤其点画之间的游丝联系，简直与笔写无异。诗的内容又为图作了说明，诗情画意，珠联璧合，给人以美的享受。

《松荫迎鸿图》笔筒（图2）。高15.1厘米，直径8.9厘米，有行楷“槎溪吴之璠制”。现藏上海博物馆。笔筒以浅浮雕技法刻高松下一老者，解衣袒胸，端坐山坡上，一乎持履，一手撑地，翘首仰望，仰面迎望飞鸿，神态自若，似有遐思。松树前后穿插，树枝倒悬，画面清新开阔。无论是人物的神态，衣纹的线条，在刀刃起落之间生动有致。笔筒画面突起的高度极微，但画面上还刻出多种层次，天空、山坡、松树前后交叠，松树身上团簇的松针，前后共分五个层次，通过作者的刻刀将书画艺术上遮掩压叠分远近的艺术效果充分表现了出来。作品在构图上有疏朗雅致的文人画趣味。

《刘海戏蟾图》笔筒（图3）。高14.5厘米，筒径11.4厘米。筒身有填绿色阴文行书款识：“吴之璠制”及隶书御题诗句：一帚扫清三界尘，戏蟾犹自不离身。还金篇与伊谁论，仿佛其人道姓甄。并署款“乾隆壬寅御题”与“古稀天子”、“犹日孜孜”二印。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笔筒圆体，三矮足。以去地浮雕法刻画刘海于两株松树旁信步缓行，一手捻钱串并担负长帚，帚上伏三足金蟾，一手持葫芦。刘海敞衣袒腹，围豹皮裙，回首与蟾蜍对视，咧嘴而笑，憨态可掬。雕刻技法粗犷，如衣褶、松枝、帚梢等，大开大阖，线条峻急有力；而精细处如发丝、松鳞等，特别是以黑漆点人物双乳则极为写实。年长日久，人物部分的色泽与去地的背景色之间对比越发强烈，是有意为之的成功处理。

《僧人图》笔筒（图4）。高17.3厘米，直径9.4厘米。笔筒呈椭圆形，镶紫檀木口和底，下承四垂云足，款为“吴之璠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笔筒图文分两面，一面采用薄地阳文法，局部凸刻一荷杖僧人，一面刻阴文行书题诗一首。为了突出主题，吴之璠将竹筒外壁的竹筠及部分竹肌铲去，使笔筒的上口和底部微侈，中部微凹，仅留出占器壁三分之一稍凸的一块局部作为雕刻纹饰，其余全部任其光素，让竹肌的纹理自然显现。在留白的地方刻有一僧人，光首赤足，手持一串佛珠，肩扛棍杖前行。僧人貌如满月，双耳垂肩，咧嘴眯眼，笑容可掬，形象生动逼真。在笔筒背面刻有一首六言诗。

《松溪浴马图》笔筒（图5）。高17厘米，口径14.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笔筒以通景方式，分浴马、饲马、观马三组。第一组，一老者双手持缰赤腿牵马出溪，另一老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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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身坐于山坡之上向前观望，身旁有二马一立一卧憩息于坡草间。第二组，一老者双手持盆，伏身蹲地饲马。第三组，三老者相偎于松干之旁，居高临下观二马翻滚跳跃。整个画面充实而不繁密，刻工精巧细腻。构图用景物的遮掩叠压，使画面形成不同的层次，给人以透视深度之感。笔筒造型简洁利落，古朴端凝，其间纹理清晰细密，工致齐整，彰显古韵之气。 （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