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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新与旧》的意义阐释

写于1930年的《新与旧》是沈从文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篇。主人公杨金标分别在“光绪某年”、“民国十八年”两个历史场景中行刑杀人，他在“刑场”、“官场”、“道场”与“戏场”几个场域之间变换着“杀人者”、“演戏人”与“被杀者”的角色。以他为主线，将“刑场”、“官场”、“道场”连缀起来，使三者皆具“戏场”性，形成异质同构的特征。杀人者杨金标因历史惯性驱使“串场”、“串戏”，却被人看成疯子进行绞杀，并死于由“常”与“变”交织而成的绞索下。 一.从刑场到道场

“描写被砍头或看砍头者的反应，鲁迅已有先例。但从黑色幽默兼同情的角度替刽子手吹嘘，沈从文此作可算独沽一味。”[1]杨金标有着多重角色、命运周折多变。有意思的是，在《新与旧》中，行刑者的命运在沈从文的摆渡下，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不断变幻，彰显出别具一格的生世之感。时光由“光绪某年”一下跳越到“民国十八年”，行刑者的戏台背景由“旧”布为“新”：行刑已进入热兵器时代，“前清时当地著名的刽子手，一口气用拐子刀团团转砍六个人头，不连皮带肉所造成的奇迹也不会再有了。”“刀”换成“枪”，“杀”变成“毙”，这个曾经的杀手被刑场边沿化了，冷落为城门看护。有如戏场过期角儿沦落为“守旧”的开合者。但是“朝廷”改称“政府”后，

“民国十八年”，在新的行刑背景下，又启动了旧的行刑方式：“当地军部玩新花样，处决两个共产党，不用枪决，来一个非常手段，要守城门的老刽子手把两个人斩首示众。”老战兵杨金标由末路英雄猛地被推到刑场中央，延续了他“梦”一般的光荣使命。表现末路英雄的现代作家作品及人物形象形成一个系列，如鲁迅的《奔月》（后羿），老舍的《断魂枪》（沙子龙），沈从文的《新与旧》（杨金标），前两位作家更多关注英雄无路可走的一种生命状态，式微的生命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做着单摆运动，无法前行又回不去，在当下胶着的泥潭里挣扎、彷徨。沈从文却对末路上的英雄进行“起死”，让他最后一次在“刑场”与“戏场”中表演，仿佛生命轨迹在行将交割之际突遇一次抛物线运动，生命的余辉在最高点瞬间烛照到更宽更远的区域，映衬出更深更多的意义。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新与旧》讲述的是两个一人所为的杀人事件，第一个事件以行刑者在刑场及城隍庙两个场域的完美表演胜利杀青;在第二个事件中行刑者依然在两个场域中表演，但在城隍庙中的表演却将他由一个英雄、戏子转变成了一个“疯子”，最后撞“鬼”而死。这个结局于杨金标而言是悲剧，从叙事艺术来看却堪称独步。这个叙事艺术中暗含了沈从文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常”与“变”的观念，杀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性”，“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2]但是到了沈从文的笔下，“杀人者却成了劣败者”，这个“变”彰显的

不是社会历史直线性的发展与进步，而是\由此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沈从文式的‘历史悲观主义’。”“‘新’并不是与‘旧’截然对立，‘旧’的渗入搀杂，与‘新’招牌‘旧’货色（‘旧’店‘新’开），倒是更为普遍的;因而，历史并不是直线进化，‘新’不如‘旧’的历史倒退（迂回）是经常发生的。”[3]杨金标的死所接触到的沈从文式的“变”，其实是一种缺失，或者说是“宗教”场域在“新”时期的影响失效。“宗教”场域在《新与旧》中是小说叙事的关键，它的在与不在直接关系着事件发展的结果，“在场”体现出湘西一隅杀人的人神共演的“娱乐性”，结局是皆大欢喜（以不观照受刑者为前提）;“离场”则体现出无宗教关怀下的湘西一隅杀人的“赤裸性”与“悲剧性”，这个“悲剧性”是行刑者的，也是受刑者的。 二.从道场到官场

“宗教”场域将小说中的“刑场”转换成戏场，又猛地抽身将戏场还原成真的刑场。问题在于，“宗教”为什么会在场？以如何的方式出场？又以怎样的方式“离场”？“离场”后的世界在何种形态下存在？这都是问题。小说中有一大段急促的文字对以上问题做着诠释：

一场悲剧必须如此安排，正符合了“官场即是戏场”的俗话，也有理由。法律同宗教仪式联合，即产生一个戏剧场面，且可达到那种与戏剧相同的快乐的目的。原因是边疆僻地的统治，本由人神合作，必在合作情形下方能统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