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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评论》第三辑）

宿白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大学则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他回忆当年的情形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1939年，宿白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他对北大求学的经历有着十分深刻的记忆：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我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宿白自述，2006年03月21日《新京报》）宿白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照片（1943年） 194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宿白先生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一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

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上两幅图为白沙宋墓外形和墓中壁画。白沙宋墓发掘队的队长是裴文中、谢元璐先生，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宿白、郑海沅、赵俊峰和刘慧达先生。临摹壁画和拍摄彩色照片的有叶浅予、董希文、潘絜兹诸先生，莫宗江、余鸣谦先生为白沙一号墓绘制了墓室结构透视图，可说是汇集了考古、艺术界的精英，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最终从事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对宿白先生来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抗战胜利以后，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承均）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我。我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我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正是在这段时间，即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参与发掘了河南禹县白沙镇的三座宋墓。1957年9月，宿白先生撰著的《白沙宋墓》一书由刚刚创立的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半个世纪以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相结

合的学术经典。

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的注释、参证并重，是《白沙宋墓》广受推崇的重要原因。“四五十年前宿先生在《白沙宋墓》注释中所论证的事物和专题，经过这些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验证，他当初的推测和结论，几乎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力，是做不到这么恰如其分的。（徐苹方：《重读<白沙宋墓>》，《文物》2002年第8期） 也是在这一时期，宿白先生开始了对中国佛教石窟、寺庙考古学的集中研究。而研究的开端，则同样缘起于他深厚的历史文献学根基。 1947年宿白先生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偶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中，发现了一则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元人熊自得抄录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在此基础上，宿白先生于1951年完成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这是宿先生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李力的《从云冈出发——记宿白先生》一文，曾细致描述了宿白先生的这段学术经历和学术意义：先生在《校注》中指出，（碑文）“记述详细，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而引用现已佚名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