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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

一、狂狷的表现

“放诞”与“简傲”等作为魏晋时期流行在士人中间的一种社会风气，有很多表现形式，主要方式有嗜酒、裸体、不拘礼节、蔑视权威等等。在《世说新语》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1.嗜酒

酒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世说?仁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仁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仁诞》）可见饮酒对于魏晋文人来说已经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也是因为酒，他们常常做出一些令我们现代人看来十分匪夷所思的事情。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仁诞》）

刘伶对酒的渴求已经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他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如此嗜酒者，实属罕见；蔑视权威、视金钱权利如浮云的阮籍竟然为了酒而屈就自己，求做步兵校尉的官职，可见魏晋人对于酒的感情也超过了对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追求。 2.裸体

鲁迅先生曾指出，魏晋士人风行穿宽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3]或许魏晋文人中间有裸体的风潮也是因为他们服药的缘故，毕竟穿的衣服再宽松舒适也难免会磨破皮肤，倒不如干脆不穿更为自在。不管原因为何，裸体都实在是魏晋文人放达狂狷的一种表现。

在这些用裸体表现狂放的士人中间，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伶了：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世说?仁诞》）

刘伶违反了处世的规范，被别人讥笑，他自己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这么一番气壮河山、狂放大度的理由，如此理直气壮，倒显得嘲笑他的人拘泥迂腐了。

3.不拘礼节

说到不拘礼节，魏晋时期的文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间可谓首屈一指，在这一时期，他们不顾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已经是小儿科了。例如，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仁诞》）不仅不顾男女大防，更为此说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这种简直大逆不道的话来。除此之外，此时的文人对于自古以来地位无比崇高的父母也有了不同的态度。例如，孔融就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了结了；他还说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天，有点食物，若自己的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他的这种说法给了曹操一个杀他的借口，但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此时的文人对于礼节的颠覆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 4.蔑视权威

自古以来，对于达官贵人的态度似乎是人们评判一个人狂放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李白的狂傲之名部分来自于他的这个故事：“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4]由此留下了“力士脱靴”的美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魏晋时期的文人在这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例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