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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妇女财产继承权的变化

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维护私有制为前提的，与财产权紧密相连，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的标尺。妇女的财产继承权更是体现了一个时期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程度，也体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程度。本文对我国古代妇女的财产继承制权的变化作探讨，从而了解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一、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产生

自商周以来，我国的继承制度就分为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其中以宗祧继承为主。宗祧继承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即由嫡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食封和永业田等权利，其他儿子则丧失继承权，财产继承则依附于宗祧继承。在这种宗法家族制度下，财产属于家族共有，由家长掌管，其他家族成员不得擅自使用、收益或处分。女子更不能享有继承权，只能在出嫁时获得父兄给予的嫁妆。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对私人财产进行了否定，认为对私人财产的追求是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表现。儒家的经典《礼记.曲礼》说：“父母在，无私财。”儒家的这种观念对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唐律》规定的“十恶”重罪中的“不孝”罪就把“别籍异财”作为罪状之一，予以严惩。《唐律疏议》解释：“祖父母、父母在，

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二事既不相须，违者并当十恶。”[1]（P13）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贯彻的是家族财产制，同居共财是普遍现象，法律也强调对家族利益的保护，而忽视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的保护。但是在尊亲属均亡，大家庭无法维系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遗产继承的问题。

有确切财产继承的记载始自于秦代。《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为秦始皇率兵攻楚，“多请田宅为子孙业”，[2]说明土地可以作为继承的标的。此外，可继承的财产还有房屋、树木、衣物、牲畜、奴隶等。秦代由于商鞅变法实行分户，子壮“出分”或“出赘”，因此可以推断，父母财产多由独子或幼子继承。 二、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产生和发展

在汉代，财产继承首次确立诸子均分的原则。据《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2]其他子女，诸如庶子和女儿也都享有部分继承权。《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六引应劭《风俗通》云：“沛中有富豪，家赀三千万，小妇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妇甚不贤，公病困，恐死后必当争财，男儿必不得全，因呼族人为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十五以付之。儿后大，姊不肯与剑，男乃诣官诉之。司空何武曰：剑，所以断绝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温饱十五年已幸矣！议者皆服，谓

武原情度事得其理。”从这段史料中可以得知汉代的女儿也享有继承权；另外，可以从中得知财产继承的方式既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即史料中提到的“遗令”。

隋唐继承了汉代“诸子均分”遗产的原则。《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1]唐《户令》规定得更详细：“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故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从此段史料可以得知，未婚女子和丧夫的女子均可以享有财产继承权，只是未婚女子继承的财产数额相对要少于男子，至于已出嫁的女儿则没有继承权。另外，无子的户绝之家，唐《丧葬令》规定：户主的遗产除去支付丧葬费外，余者就归女儿，即“余财并于女”。 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交易的频繁，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逐渐加重。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民事活动活跃，财产继承制度比前代完善了许多。不但沿袭了唐代的“诸子均分”制，还明确了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对户绝财产的继承、妇女的继承权、遗嘱继承、死亡客商的财产继承等新问题也作了规定，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尤其是对妇女继承权的规定有了很大进步。宋朝妇女的继承权分为女儿继承权和寡妇继承权，女儿的继承权又可以分为在室女、出嫁女和归宗女的继承权。在室女在有兄弟，则无继承权，只可以获得一定的妆奁；但是在没有兄弟即户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