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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性主义历史观的哲学思考

【导读】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是俄罗斯汉学界最著名的人物，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何新在1992年2月访问俄罗斯时，与齐赫文斯基进行了深入交谈。集中反映了他对历史、历史哲学和“三种历史的编纂法”的基本看法，从而也对我们研究和理解何新自己的历史学论著多有启示。 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个人。个人行为的原动力是私欲和热情——每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个人利益，为追逐利益的活动，构成人类的历史。但是其碰撞和平衡，却导致形成“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必然性。这种理性秩序，在历史中也是在无意识中组织起来的。古代的中国人称这种主导万物的内在秩序、自然秩序为“道”，就是老聃所说的“道”，即内在的必然性秩序，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历史进程天然地具有一种被内化的理性必然秩序。从根本上说，人类在历史中主观的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生的现象学存在，必然从属于作为历史进程实体的理性主义本质。这就是何新所主张的理性主义决定论的历史哲学观。 他说，正因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理性的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否知道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否具有这种判断力，就是一个政治家伟大与昏庸的区别。在广义上，国王皇帝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汉武帝晚年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这说明汉武帝对“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领悟和使命担当的。所以何新后来对汉武帝的生平事迹作了很系统的研究（参见本书《论汉武帝》）。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秦始皇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历史功绩时感叹道：“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这就意味着，当权者哪怕“做对了”“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也并非都是出于道德目的。所以，黑格尔曾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何新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直到今天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是在沿袭着孔子所开创的主观道德史学套路。所以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需要在这种框架下重新解读和建构历史。

何新认同历史研究中的利益分析方法，但反对搞阶级斗争。他说，归根结底，阶级斗争、利益集团的斗争，这种种社会矛盾，确实是推进历史进程的原动力。但是，阶级斗争论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需要保持一种紧张的社会节奏，并非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总是有斗争与平衡、一张一弛的交替。而且在历史中，阶级矛盾平衡的时期，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期，总是比较久长的时期。阶级和利益分析而不是道德评价的方法，对于观察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判断历史方向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但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治国。而且，原来那种封闭国族社会内的集团利益竞争、阶级斗争，在全球化的现代历史中已提升到民族、国家、宗教以及文化之间大规模竞争的水平。所以，国与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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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利益博弈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中国未来要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也不能仅仅依靠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竞争，还必须具有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何新2009年写过一篇题为《历史哲学与历史辩证法》的札记，尚未正式发表过，特附录于本文之后。【正文】

齐：想了解您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哲学观点。

何新：“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但现代西方人认为，“历史哲学”已经不必要了。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不必要的。 齐：这是否与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有关？自从培根和洛克提出“实验（‘经验/实证’）主义”以后，到康德哲学，欧洲学术中兴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何新：是。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要谨防形而上学！”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是一种时髦。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恩格斯试图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引入到历史解释领域。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作为物理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结构），重构社会历史。然后以经济实证作为基础，为一切人类活动找到现实的目的与解释，这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齐：您是否认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

何新：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历史学虽然依赖于实证基础，但是哲学解释也是必须的。实际上，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不同，不仅在于哲学具有更抽象的思辩性（玄思），更重要的在于哲学是体现一种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方法思考。实际上，哲学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关于“方法”或“认知工具”（包括关于语言与概念的逻辑框架）的思考。哲学必然是超越经验之上，“形而上”的。 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论。历史哲学是超越于直观、历史现象之上的抽象，同时也是对于认知历史、理解历史的方法的思考。 齐：那就是说，您认为探索历史哲学仍然是必要的。您是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何新：不完全是。

马克思主义，如您所知道的，是一个混合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恩格斯主义。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哲学比恩格斯有更深刻的见解。

在马克思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论部分）、中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系列总体理念，这构成他的历史哲学。

但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没有见到任何的解释。马克思提到：存在“所谓三种历史编纂学：1.直观的；2.反思的；3.哲学的。”

齐：哦，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你怎么理解这些话？ 何新：这几句话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中谈到了三种形态的历史著作。他说：“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二）反省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 这三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所谓“三种历史的编纂法”。三种形态的历史，实际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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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生前并没有出版，是在黑格尔死后，由他的学生根据讲堂笔记编辑的。所谓“历史哲学”这个名词，也是来源于黑格尔的这本书。作为一门学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所创立的。在此之前，只有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但并没有所谓“历史哲学”。 齐：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编纂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两者并不相同。

何新：马克思所谓“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指对于历史进行解释的方法，换句话说“编纂学”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解释”学。对于历史的任何解释，总是需要一套概念和语言的基本框架。通过这种框架观察历史现象，历史才能被解读和建构。这种概念和语言的逻辑框架也就是“方法”或“工具”。这也正是本来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所理解的）“方法”和“工具”。 换句话说，我认为编撰方法包括指导编撰思路的历史哲学。

齐：当然，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性的意义。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唯心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就彻底告别了唯心主义，包括历史的唯心主义。

何新：我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贯彻他的一生。也许19世纪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是马克思。

齐：现代历史学比19世纪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国家的历史得到历史学家的重构。所以关于三种历史编撰学的说法，现代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 何新：我不这么认为。其实我们读到的史学著作，仍然包括这样的三大分类。关于所谓“原始的历史”，或者“直观的历史”，就是历史事件的实录，直接记录，第一手的历史素材的保存和记录，包括各种回忆录。

黑格尔说：“关于第一种历史，??作者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例如中国上古的政治档案《尚书》，这在古代虽然属于神圣的经书，实际上《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司马迁说：“《书》纪先王之政事。”。还有周代的《百国春秋》（“百国春秋”一词，出于《墨子·非命》），包括鲁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等等，孔子以前列国史大体都叫《春秋》，即《百国春秋》。 又例如现代的各种档案资料、关于政治历史或文化的各种回忆录等，都属于这种“直观的”或“原始的历史”。在俄罗斯科学院中保存着大批中国西夏国的历史档案，也是属于原始的历史资料。

齐：当然，这种原始记录的历史，作为历史过程的直接实录，是比较客观的历史。

何新：那我倒是不相信。其实，直观记录的历史恰恰是最主观的历史。因为这种资料总是深刻渗透着当事人本身的主观感受、感想和感情。它们是形成历史认知所需要的重要素材，但绝不等于客观的历史过程。基于个人主观感受的历史记述，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鸡讲鸡话，鸭讲鸭话”。 所以黑格尔认为需要第二种历史，也就是所谓“反省——反思”的历史。 反思的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接素材，而包涵了著史者的主观评价，是在一定的政治观点或者道义观点下引导性地重建的历史。在价值观背后，常常关联着某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所以这种历史，也不是所谓“真实”的历史，而是主观的评价性历史。

我认为现代的大多数的历史著作，都是这种反思的历史。

齐：这种评价性历史，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就是中国历史家说的“春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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