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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完毕后写成的《中国之乡村工业》，方显廷《天津之粮食业及磨坊业》、《天津织布工业》、《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丁佶《中国棉纺业之新发展》、谷源田《天津鞋业之组织》、吴知《乡村织布业的一个研究》等。

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方显廷认为：“今日之中国工业，仍濡滞于半现代化之境，大规模工业虽极有限，但无往而不遭剧烈竞争之打击”，“小规模工业在今日之中国，殊与工业革命初期之西欧各国情形相似。其微有不同者，即中国工业化为时较晚，故所处之环境稍异，而其工业化之途境，固亦难免异趣也。”“中国工业化显著之特征，固属多端，但以重人力而轻机械之利用为尤著。”（《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载《中国经济研究》，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至于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原因，他认为：“其首在所处之环境。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言之，均未脱离中古时代之本质。中国之社会组织始终拘泥于终古不变之家族制度，此足使力能造成世界新工业地位之私人企业为之濡滞不前，盖徒知崇法先贤之顽固思想，而不顾人类进化之自然法则；奖进财产之集团消耗，而不事私人资本之积储。遂至新式工业无由发荣滋长”。“其次，中国之农业经济，原不利于新工业之发展。”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政府自身即不能积极图强，俾有利于工业之长足发展。近百年来复因政权衰落，而引起工业先进国家之统治热，致所有工业化可走之途径，悉遭杜绝。中国之工业非惟不能享受保护关税之益，且须与本国领土之外籍同业竞争。”（《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

对于今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何廉提出：“欲求工业大规模之现代化，其条件有四：一曰原料，二曰资本，三曰市场，四曰劳工…中国农村破产，国民经济凋敝，兴办企业之大量资本，实难筹措…而世界重要市场，也已为工业先进国所霸占无遗…中国所有者仅廉价之劳工耳…应侧重轻工业…以制造业自己为宗旨”（《我国今日之经济地位》天津大公报经济周刊97期，1935.1.16）

方显廷提出“目前中国所亟应提倡者为轻工业而非重工业，为小工业而非大工业，为城市与乡村并重的工业，而非仅偏重于城市之工业也”“吾人深知，重工业为轻工业之基础，若重工业不发展，则一国之工业化程度极其有限，但兴办重工业往往有充足之原料，雄厚之资本及销售市场”（《吾人对于工业化应有之认识》《中国经济研究》下卷） “中国工业化之未来，系于乡村工业之复兴者至钜，

是项复兴工作，基于下列两大要点，即一面以科学的研究及教育方法谋技术上之改进；一面须加速谋以合作的组织方式，以代替资本组织是也。”（《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

方显廷在《中国乡村工业与乡村建设》(天津大公报经济周刊24, 1933.8.9)一文中对中国乡村工业2作了很高的估计：“在中国之乡村实业，自然是农业最为重要…不过农村制造工业在中国也占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第一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乡村，第二乡村的制造工业时农闲时候的主要副业”，发展这些工业“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和人才，无论在用人上、经营上，伸缩性就比较大，即或有一种工业不振，其危险是全体乡民平均负担的，况且他们又都可以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可以利用乡间的原料与生产，如粮食、果实、毛皮、苎麻、草秆、泥土之类，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促进农事之利用机器，“乡村小工业可以减少工厂机器生产种种对工人的恶劣影响，增加农民生活的趣味、智慧与进取心，以及发展教育的机会”。

方显廷还认为当时世界工业发展的趋势是由城市集中化走向乡村分散化，提出“中国工业化根本就是乡村化的，所以无须乎学欧美，先把工业城市化起来，然后再乡村化”，“在征之一般理论，似宜采取后者”（《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

和孙中山先生的观点一样，何廉和方显廷的文章都明显表达了中国的人口是中国低收入和政治问题的源头。他们注意到“人类之生殖异常神速，如对生殖率无所约束，而生产技术亦无大进步，则人口不仅即达所有粮食仅能供给致限度”（何廉《经济学概论》），“人口众多虽然帮助工业之初步发展，实足障碍大规模之经营，而使有效的生产、充分的机械化成为不可能”，提出“应当奖励多利用人工，少用原料与动力的工业，而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大概也只有利用特殊的精细产品，方能夺得一席之地位”，尤其发展乡村工业还是“复兴农村的重要步骤之一”（方显廷、陈振汉《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载天津大公报经济周刊第37期，193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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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乡村工业主要有四类：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和杂类，包括：织布、针织、编织、发网、草帽辫、刺绣、花边、制酒、磨粉、造纸、制伞、瓷器、蔬菜保藏、焙茶等(方显廷《中国乡村工业与乡村建设》)。

既然中国工业化不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落后，所以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是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何廉和方显廷等认为只有大力推行合作制度，才能振兴农村经济。

1935年，在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John Bernard Taylor）等人的倡议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第一行政监察专员公署联合组成“华北农村协进会”，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其中起着积极地组织和领导作用，何廉被选为该会主席，方显廷担任协进会的秘书长，负责全面的日常工作。

组织协进会的目的是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农村复兴运动培养急需的、训练有素的人才，“根据晏（阳初）先生和梁（漱溟）先生的主张和方法，和其它各地的经验，舍短取长…农村建设当先从人才训练着手，有了适应的人才，循着现代科学索知识的途径，按照我国农村的需要促进农村建设。”（方显廷《农村建设的途径》农村建设协进会编《农村建设》第一卷第三期）希望能找出一条通过乡村建设与改进基层行政机构来发展中国的道路。

根据协进会的任务，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国内首创从各大学招收优秀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秋，南开经济研究所首次招收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班共十人，分为土地问题、乡村合作和地方政府与财政三个方面，转年第二届招收了八名,他们毕业时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为教育部承认的、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抗日战争爆发，虽然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一度中断，但不久又在重庆恢复，使南开经济研究所成为旧中国高等学校中唯一一家长期连续成批培养研究生的机构，到全国解放前共招收研究生十一届，有毕业、肄业生五十九人，他们后来大多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联合国办事机构、中国政府部门或金融界、企业界任职，其中不少人成为知名经济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在何廉和方显廷的组织和领导下，积极参加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对农村经济的各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主持进行了东北移民区域农业经济调查，山东移民原籍的农业经济调查，河北、山东两省棉花产区的产销调查，河北省静海县典当业的调查,四川省稻米产销调查等大量课题。在《经济周刊》上发表了《中国之合作运动》(方显廷)、《中

国棉花运销合作的组织问题》(叶谦吉)等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中国合作事业考察报告》(梁思达、黄肇兴、李文伯)等书，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主要之点可以概括为：(1)由政府和社会团体及私人教育机关宣传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以改变其愚昧的面貌；(2)由政府发行农贷，组织信用合作社以解决发展农业和农村工业的资金问题；(3)组织生产和购销合作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尤其是农业合作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贫困，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交通运输的缺乏和农民习惯的散漫，“因组织散漫，农民方受地主财奴，以及中间商人所欺诈盘剥”；提出设立合作社的方法：“由于地主之盘剥，资金之缺乏及农村贷款之不稳者，尽可以信用合作之方法消除之，以合作社代替高利贷者”；“犹如农民缺乏资金以利用新式农具机械，则可合众力以致之，农民不肯涉远道而销售农产，复不知商情市况，致为中间人所垄断剥削，则组织运输合作以济之”（陈振汉《浙江省之合作事业》）。

经研所的学者们在此期间还参与训练合作事业的领导人材，通过十二篇文章

（含三篇译文）对各种合作社的发展方针和范围，从行政到金融等各种管理的环节，以及政府如何指导工作和会计制度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并且亲自参加农业合作事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组成“华北农产改进社”，放款协助冀省农民办理棉花之运销（方显廷《中国之合作运动》载《中国经济研究》上卷）。在此影响下，“合作事业，澎湃一时，推进机关之成立，犹如雨后春笋”（黄肇兴《中国合作事业推进机关之步骤》载《中国经济研究》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