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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离合之际 传继薪火 (1949-1978)

1949年1月15日，天津宣告解放，南开大学由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接管。

5月27日，南开大学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校务委员会由十九位委员组成，杨石先任主任委员，其中教授十五人，讲师、助教各一人，学生两人，教授委员中有五位是政治经济学院的王赣愚、杨敬年、陈舜礼、丁洪范和龙吟。

6月11日，南开大学改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领导。

6月23日，将政治经济学院改名为财政经济学院，由袁贤能任院长，次年3月后改由王赣愚接任。同时将货币银行系改名为金融贸易系，工商管理系改为企业管理系，撤销政治学系，增设财政系，由杨敬年担任首任系主任。

1950年5月，王赣愚院长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鲍觉民先生于是年10月改任经济系主任，当时经研所的所址分设在六里台文学院内和湖北路两处，教职员都是由财经学院各系教师兼任的。

经济研究所设有研究委员会领导研究工作，委员会由王赣愚、袁贤能、丁洪范、鲍觉民、傅筑夫、杨敬年、滕维藻、滕茂桐、刘君璜、陶继侃、杨学通、余新民、龙吟十三位教授组成，鲍觉民任主任委员，杨学通任副主任委员。主要负责培养研究生和编制三种指数（华北批发物价周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每日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另外还和天津市工商联合作进行有关工商业的调查研究。

研究委员会下设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图书、编纂三个委员会协助工作。其中研究生指导委员会，由傅筑夫、袁贤能、滕维藻负责，研究生课程坚持基础课与专业课相结合的原则。

研究所一年级的课程有高等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经济统计、外语等，二年级有论文及专业选修课如经济史专题研究、国际经济专题研究、财政学专题研究等。留在经济研究所的傅筑夫、袁贤能、滕维藻、郑德如、王赣愚和潘源来等教授都致力于研究生教育，开设了“资本论选读”、“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实际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和评述）、“社会主义发展史”、“高级统计学”、“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和“国际贸易理论”等课程，还经常邀请校外的经济学名家来南开经济研究所进行讲座，其中包括清华大学的徐毓枏先生（凯恩斯的学生）讲授工资理论和中国科学院的巫宝三先生（曾任何廉助手，哈佛大学博士）讲授国民收入与分配等。

解放初期至高等教育改革之前，经研究所共计招收培养了三届二十一名研究生，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熊性美、李竞能和何自强等。其中1949年招收五名，1950年招收十三名，1951年招生三名（五一级研究生由于高教改革取消了学位制和撤销经济研究所而未能完成学业）。

我所的图书馆，至解放时共有中外图书合计数万册，每有各地学者慕名而来，查阅所需资料。解放后又购置了大量图书期刊，此外还编撰出版了《经济研究资料》，根据研究需要编印了《最新资料通报》、《解放前旧期刊目录资料》和《资料室中外文资料目录》等多种资料索引。

1949年4－5月间，经济研究所还发行指数专刊两辑：《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和《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陆续在《南开统计周报》、《南开指数年刊》、《中国经济周报》、《华北明星日报》、《天津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上公开发表。

1952年，国家根据苏联高等教育及高校模式，将全国约227所大学调整分为工科院校、文理学院，或单一学科的院校。在1952年7月第一次调整时，南开大学被定位为综合性大学，取消院级机构,南开各系所全部搬回八里台校址。

同时天津市高校之间进行了学科归并划拨，津沽大学商学院的魏埙、李宝震、蔡孝箴和贾秀岩、郭士浩、殷汝祥、张士元、闫光华等十六名教师调到南开。原财政经济学院改为七系八专业：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会计系会计专业、统计系统计专业、财政系财政专业、金融系金融专业、企业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贸易系内贸专业和外贸专业，教师共计八十四人，其中教授二十九人，副教授十五人，讲师十九人，助教二十一人。

由于解放以前曾长期接受过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和为国民政府提供科研报告，经济研究所遭到了误解，在这次调整中被明令撤销，研究生招收和培养旋即停止。

由于当时高校调整上层领导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南开作为综合大学不应设置应用学科，因而到1954年3月的第二次调整时，又把原有的七个系归并入政治经济学系，改名为经济系，下设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三个专业，季陶达任系主任。其他六个系先后调出，外贸专业转移到了北京，企业管理转到去了天津大学，会计、统计后来调给天津财经学院。

学院原有教师中五十七人留在经济系，十六人调出。其余十一人（潘源来、杨敬年、李建昌、滕茂桐、徐璇、林世昌、任振威、陆大年、吴庆和、岳毓常、孟宪扬）被纳入新成立的“财经研究室”，但是这个研究室并不给他们机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后来他们很多被打成右派，又转到资料室 “改造”，这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浪费，很多的研究工作因而被迫中断。

1957年6月，遵照上级要求和部署，南开大学也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傅筑夫、杨敬年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经济系共有八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集团，遭到批判。

1958年第三次高校调整，南开大学被划归河北省管辖，经济学系的会计、统计两专业与原天津商业学校合并，创建河北财经学院，余新民、杨曾武、石毓符、李宝震等一批有名望的教师被转入该校任教，这使得南开经济学科仅存一个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实力大为损伤。

在此期间，南开经济学科的研究人员努力排除外界干扰，传继学术精神，继续坚持科研工作。滕维藻先生和当时的郭士浩、孙兆录和熊性美等商谈，希望将来做一些天津周家财团企业的资料整理项目，郭士浩等还为此去启新等公司作过摸底调查。

魏埙、谷书堂合著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对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深化了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7年，谷书堂、蔡孝箴合写的《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我国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中的运用》一文发表在《南开学报》和《光明日报》上。

季陶达先生撰写的《社会资本再生产与经济危机》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论文《赫尔岑与奥加略夫的经济思想》和《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分别发表于《新建设》和《人民日报》上，后一篇还被《新华月报》转载。

傅筑夫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中国原始资本积累》两部著作，分别于1956和195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本人也于1956年受聘为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在此期间撰写了八十万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义》。

另外，熊性美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的研究，张士元所作《姜德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组织和分配问题》研究，董式珪进行的天津国营自行车厂劳动竞赛调查、钱荣堃对我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工农业发展速度问题研究、扩大资金积累问题研究、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在学习苏联的时期，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还是坚持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

1957年2月，经高教部批准，在次年10月以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经济研究所，由河北省和南开大学共建，双重领导。正副所长分别由经济系正副主任季陶达、陶继侃兼任。

研究所有专职研究人员十八人：龙吟、潘源来、傅筑夫、刘君煌、易梦虹、钱秀娥、陈荫枋、谷源田、陈炳富、丁世洵、孙兆录、闫光华、熊性美、董式圭、乔莎和三名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另有兼职研究人员九人：季陶达、陶继侃、王赣愚、钱荣堃、谷书堂、魏埙、郭士浩、蔡孝箴、陈其俊。

主要承担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1）农村人民公社研究（2）天津市解放十年来经济史研究（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4）计件工资的调查研究等。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偕邓颖超同志回母校视察，与经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座谈，了解研究课题。当大家说正在研究农民公社问题时，周总理指示：人民公社是新事物，要多下去调查研

究，更多地搜集资料，不要忙于下结论。他还关心在国外的南开校友，向随行人员询问何廉、方显廷、吴大业等在国外的情况，表示欢迎他们归来。他对经研所解放前的科研工作予以肯定，指出当时的许多研究成果和一些方法还是可以利用的，勉励研究人员把经研所办好，不仅要研究国内问题，还要加强对世界问题的研究，同时要重视经济统计的学习和研究。

1959年7月专职副所长薛毅到任，随之建立了所办公室、资料室，出版所刊《经济战线》，设置经济理论研究组、农业经济研究组、经济史组。

到1960年，研究所已经有专职研究人员二十八人，行政人员十人。经济理论研究组召集人为孔煊、龙吟、陈炳富，研究人员有孙兆录、熊性美、俞启孝、杨桂林、徐兴业、李永元、刘素芬、胡梯云、彭贞媛、黄品范；农村经济研究组召集人为陈荫枋、魏钟奇，研究人员包括刘君煌、周国杰、陆建青、陈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