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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
（二）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批评了党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随后，党领导红军以异乎寻常的坚强毅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艰难险阻， 1936年纵横十余省跨越二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延安，本是黄土高原上一块贫瘠的土地，自从红军长征来到这里，它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地名逐渐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思想制高点。正是在这片沟壑纵横，连生存都很艰难的黄土地上，发出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声音，培育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它所散发的精神气息仿佛一块磁石，吸引着每一个有理想的中国人。
（三）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
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中方：东北军北大营和东大营两个驻地共12000多人（沈阳的持枪警察的人数是1000人）。
日本：一个中队600人．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1932年于中国上海发生，是日本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把由北向南的入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19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19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其目的是为分离和蚕食华北。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议》后，由于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７日—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 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
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合作为抗战胜利起了积极作用。1939年初，“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在南岳衡山正式成立。这是在抗日战争最危急关头时，国共两党联手培养3000多名抗日游击干部的一次尝试。
缘由：蒋介石想学共产党打游击，要求选派教师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御外敌。但日本侵略者显然对战争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津、沪、宁相继被日军占领。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强大攻势，广州、武汉相继陷落。
1938年10月，就在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朱德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朱德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这一提议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参加会议。会上，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对前一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情况深感痛心，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表现则表示敬意。他们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如他们，更比不上日军，但却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最后，蒋介石在作会议总结时指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人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同时他决定，采纳朱德的建议，在南岳举办一个国民党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还当即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请中共选派一些既有一定实践经验，又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的干部来训练班任教。
成立：叶剑英任团长，蒋介石亲自任班主任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认为举办训练班确实很有必要。毛泽东风趣地说：“还是派几个人去吧。到那里讲一讲我们的道理，宣传一下我们的主张，总是好的。我们不能不给蒋委员长这个面子。”
派谁最合适呢？党中央经过全面考虑，决定派叶剑英去。因为叶剑英自国共合作抗战以来，几乎都是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他在黄埔军校也从事过军事教育工作，同国民党许多将校军官有师生之谊。
随即，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由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叶剑英任团长。叶剑英到任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游干班”副主任，班主任是汤恩伯，班级定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1939年1月24日，“游干班”正式成立。
蒋介石对于“游干班”非常重视，甚至取代汤恩伯亲自担任班主任，并委派白崇禧、陈诚担任副主任，汤恩伯、李默庵先后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游干班”的实际工作由汤、叶两人直接负责，中共一些干部，如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任教员。
自从1939年2月15日培训班举行首期开学典礼以来，学习班就一期接一期地相继开办着。第一期受训学员共1046人，编为8个队，分别于5月和7月结业。第二期530人，编5个队，于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459人，编10个队，于11月20日开学，翌年2月至3月结业。据统计，该培训班共为抗日战争培养了3000余名游击战争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