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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镶嵌理论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读书报告

黎旭 社会学院 2013907002

马克·格兰诺维特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将社会结构分析以及人的非理性因素如信任、情感等带入经济分析之中，开启了社会分析与以自利动机、理性选择为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本报告即以格兰诺维特的著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中的两篇文章展开讨论。

一．镶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

在文章的的开头，格兰诺维特抛出一个问题，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行为与制度的。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讨论大致可划分为两派。实质论传统的学者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的确依赖社会网络，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经济与社会网逐步分离分化，甚至是社会关系反映了市场力量。与此相反的是“形式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轻视镶嵌问题，主张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都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这一视角获得答案。而格兰诺维特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有批判：一方面经济行为的镶嵌程度在前市场经济中比“实质论”者想象得低，现代化过程中也没有发生过于剧烈的变化；另一方面，镶嵌问题也不是形式主义者所说的一文不值。

在第二节，他谈到了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的问题。他借用罗恩的观点，将实质论者的观点进一步概念化为“过度社会化”——人被视为没有自由意志，并完全屈服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而形式主义者的观点，包括功利主义、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则被概念化为“低度社会化”——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他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指出，两种观点都预设了“社会性孤立”的个人，而忽略了行为当时存在的社会情境，以及行为发生在人与人接触互动的过程中这一事实。他主张在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中，应该尽量避免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接下来，格兰诺维特通过两个经验层次的问题（其一是经济生活中的信任与欺诈问题，其二是“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向读者展示镶嵌观点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证上对话新古典经济学的。

在信任与欺诈问题上，对于那些自我利益者如何可能不使用暴力和欺骗，低度社会化给出的解释是用法律与制度来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推论下去很难避免不出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过度社会化的答案则是存在可以使人信任别人的“一般道德”，但这种道德行为在经济生活中既不普遍也不理所当然，未免过于牵强。批判上述观点后，格兰诺维特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在交易网络中，为了交易关系的持续，交易行为顺畅，也为了取得良好的声誉，让别人产生信任从而扩大自己的交易网络。双方都会克制内心的贪欲，避免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欺诈的行为也因此受到制止。但是，基于以下的原因，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是信任和诚实行为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保证这些的充分条件，甚至还会导致更大规模的集体舞弊与冲突。第一是因人际关系带来的信任会造成更好的欺诈机会；第二，团体的暴力和欺诈往往最有破坏性，而这团体内部一定有先前存在的关系培养出来的相互间的信任；第三，暴力与欺诈造成的失序程度视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而定。因此，镶嵌观点不像过度或低度社会化的立场，它不作出普遍秩序或普遍失序的预测，只是假设社会结构会决定那种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威廉姆森在《市场及科层》提出的：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限内执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格兰诺维特是围绕批判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展开的。威廉姆森认为，当运行成本小于交易成本时，市场交易需内化为公司组织内的交易，将其置于一个等级体系下，由等级体系协调相关部门进行交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当运行成本大于交易成本时，将交易置于市场中进行。格兰诺维特则批判说，威廉姆森忽略了市场上存在的信任关系，也高估了等级体系内权威的协调能力。在交易中，查询信用、契约与诉讼等法律事务的相关费用成为必要的交易成本，而“信任”关系可节省的正是这项防止欺诈、处理争端的交易成本。比如，市场上的信任关系可能使得长期、复杂而特用的交易，“闲话一句”就成交；而公司内的浪费、联合欺诈或内斗内耗等都说明等级体系的权威协调未必有效。 因此，格兰诺维特得出结论是，公司间的社会关系对秩序的贡献比原本“市场或科层”思考方式想象得重要，而公司内的威权则没有想象中有效。

通过这两个问题的阐释，格兰诺维特想要强调的是大多数的行为都紧密地镶嵌在社会网中，而这一论点可以调和极端的过度或低度社会化倾向，也避免了“社会性孤立”的假设。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的镶嵌观点并不强调交易成本是决定组织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排斥交易成本在组织建构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他只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高低选择或淘汰制度有所批评而已。

二．弱连带与“桥”：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

《弱连带的优势》选择人际连带强度来展现如何运用网络分析将小规模互动关联到各种宏观现象上，格兰诺维特指出对社会网中互动过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最有效连接微观与宏观层次的桥梁。一方面，小规模的互动透过网络转变成大规模的结构形态，另一方面，结构形态又反过来影响着许多小团体。

格兰诺维特首先介绍了连带的强度这一概念。它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包含四个因素：“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和“互惠性服务的内容”，而格兰诺维特认为，朋友圈的重叠程度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出人际连带的强弱程度。为了研究的方便，他将连带分为强连带、弱连带和无连带三种情况。

文章分析的起点来自于三角关系的探讨。在假设中，A和B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且A对另一个朋友C之间也有很强的连带，则B与C也有很大可能性存在或强或弱的连带关系。格兰诺维特还指出了三角关系中的隐藏意义，“桥”。“桥”指的是在一个网络当中，提供给两点之间唯一路径的一条线，在传播的研究中，这些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格兰诺维特随之推论得出，没有强连带能够成为桥，两个团体之间的“桥”必然是弱连带。而且，弱连带的重要性在于当它们成为这些区间桥梁时，可以创造出更多、而且更短的路径；当它消失时，对于信息传递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损害，比一般强连带的消失会更大。但遗憾的是，格兰诺维特所提到的弱连带在传播上的重要性，在实际上没有被测量和检验，也几乎没有人尝试研究传播过程来直接追溯所历经的人际关系网络，相关的研究结论只能增强这一观点的可靠性。 在文章的下半部分，格兰诺维特主要讨论了弱连带优势在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的一般意义。 在“个人层次”的面向上看，格兰诺维特认为，自我中心网络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密度，强连带会形成紧密的网络，弱连带则会形成较不紧密的网络。而且进一步说，一个人的有效网络中非桥梁的弱连带一样可以被视为强连带，以便能从较不紧密的网络部分分出较紧密的网络。这样的划分主要是为了说明弱连带网络给个人乃至于社会带来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引用自己对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部分结果，指出尽管有着强连带关系的他人对自己找工作有强烈

的动机，但是在工作的获得上往往依靠的是弱连带关系，因为那些仅有弱连带关系的人多半来自于自身不同的生活圈，能够提供不同于我们惯常了解的信息。不仅从个人层次看如此，而且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范围来看，弱连带在造就社会凝聚力上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弱连带为个人提供了流动的机会，使得个体脱离原有群体到另一群体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且也在这两个群体间建立一种弱关系，为进一步的沟通甚至产生“社群意识”打好了基础。 从“社区层次”进行分析，格兰诺维特认为弱连带可以检视组成社区的连带网络，考察结构内有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组织的发展。对西翼社区和Charlestown的个案进行比较，格兰诺维特揭示了：一个社区内如果有很多内部凝聚力强的小团体，但小团体间的弱连带却很少，则信息会局限在某些团体内，传播效果很差，整体支离破碎；反之，一个社区内的团体，如果有很多作为桥梁的弱连带关系，则信息传播速度快，整合程度高。 这篇文章的意涵是个人的经验与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但在格兰诺维特的论述中容易发现这么一个悖论：弱连带经常被诟病为是导致疏离的根源，但是在此，弱连带却被视为个人取得机会以及社区从事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强连带则滋长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却又导致社会整体的破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