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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是否一律入刑”，舆论存在连环误读

作者：卞修全

来源：《财经》2017年第12期

舆论将《刑法》的既有规定解读为“醉驾一律入刑”是误读，又将最高法院《意见（二）》对醉驾的规定错误地解读为“醉驾不再一律入刑”，可谓连环误解

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下称《意见（二）》）已于5月1日起正式试行。

《意见（二）》对八种常见犯罪给出量刑意见，其中对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作出规定，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等情况定罪量刑。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这一规定被部分法律人士和媒体解读为“醉驾不再一律入刑”，引发社会争议。实际上，这是对《意见（二）》以及《刑法》的误读。

“醉驾入刑”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内容，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一部分，写入《刑法》分则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该法条是在全国各地醉驾严重，不时引发恶性交通事故的前提下增加的。这一法条生效后，为了有力打击醉驾行为，同时避免选择性执法，交警和司法机关采取了从严执行的方式，即只要查到醉酒驾驶，就移送司法机关刑事立案，并定罪量刑。

这种实用主义做法实行几年来，对于遏制醉驾，减少恶性交通事故发生，起到积极作用，但也给社会大众一种认知，即“醉驾一律入刑”。

实际上，这是对上述既有《刑法》规定的误解，这种认知机械、孤立地理解了《刑法》相关规定，没有把规定和《刑法》的其他条文联系起来考虑，进而得出错误结论。

在此基础上，社会舆论又将最高法院《意见（二）》对醉驾的规定错误地解读为“醉驾不再一律入刑”，可谓连环误解。 正解两个要点

正确解读既有《刑法》规定，要明白两个要点。第一，如何正确解释法律；第二，《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关系。

正确解释法律，必须了解法律解释的方法。正确解释法律所使用的方法，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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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解释方法，并不是相互孤立的，有时候需要综合使用。通常情况下，文义解释是最先使用的方法，如果不能获得满意解释，还可以依次使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等解释方法。

“文义解释”也称语法解释、文法解释，是指从法律条文所运用语言的含义来说明法律规定的内容。具体到本文所涉及的问题，文义解释法之外，最重要的解释方法是体系解释法。 “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甚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被称为“整体性原则”，即将法律作为整体进行解释，以避免出现内部矛盾。

正确理解既有《刑法》规定，需要正确把握《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关系。 《刑法》由两编和附则组成，第一编为总则，第二编为分则，最后是附则。总则的内容是一般性规定，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以及有关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与规则。分则的内容是具体性规定，规定各种具体的犯罪与法定刑。

《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的适用，除非《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刑法》总则的规定适用于刑法分则。

因此，要正确理解《刑法》分则的内容，不仅要重视《刑法》分则本身的内容，还得联系《刑法》总则的相关内容去把握，这与上述体系解释的方法相通。 法眼

明确前述如何解释法律以及《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关系后，再来看应该如何正确解读现行《刑法》对醉酒驾驶的规定。 纠偏司法实践

“醉驾”在《刑法》分则第133条之一中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单就这部分法律条文，如果利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得出“醉驾一律入刑”的结论不存在问题。

但实际上，《刑法》总则对如何定罪量刑，如何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都有相关条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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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综合上述规定，结合前述《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关系，以及体系解释的方法，现行《刑法》对“醉驾”的规定应该正确解读为“醉驾入刑，但同时应该考虑相关因素”。 此前社会舆论将《刑法》的既有规定解读为“醉驾一律入刑”是误读。因此，最高法院《意见（二）》对“醉驾”的规定不应解读为“醉驾不再一律入刑”，而应解读为“醉驾不一律入刑”，这实际是对既有《刑法》规定的重申和此前司法实践的纠偏。

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意见（二）》对“醉驾”的规定有司法权僭越立法权之嫌，或打开脱罪“后门”，这是不必要的担心。

一方面，《意见（二）》只是对既有《刑法》规定的重申，并没有创设新的《刑法》规范；另一方面，《意见（二）》仅是司法指导性文件，并非司法解释，不能作为判案依据。 也就是说，“醉驾”类案件的裁判，仍要以《刑法》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为主要依据。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公正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编辑：王敬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