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20 3:51:01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也谈诗之可译与不可译

文学的极致。有关诗之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在中国译学史上可谓由来已久。双方观点自然各有其道理。诚然，在翻译诗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形式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译出的诗中必然有所缺失，但总体上来看，原诗中的大部分信息、意境、思想和美在译文中是可以再现的，所以我认为诗还是可译的。 一、诗可译

胡怀琛先生早在1914年出版的他的《海天诗话》中就对诗歌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有这样的论述：“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失其神矣，然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使合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载也。如苏曼殊之《文学因缘》、《潮音》，马君武之《新文学》，皆为世所称道。” “或谓文学不可译，此言未必尽然。文学有可译者，有不可译者。能文者善于翦裁锻炼，未为不可译。”从以上所引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胡怀琛先生虽然承认译诗过程中会有所“失”，但他认为“能文者”则能译出好的诗来，对于诗的可译性，他的态度是肯定的。

闻一多先生也认为诗可译，并以译诗见长，而且提出了“以诗译诗”的主张。

译诗介于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能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那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然而，由于人类的生理、心理有一些

基本的共通性，基本的需求是相同的，人情事理有相似的推演，所以人类可以学习到任何族群的语言，也可以从一个族群的推理转译到另一个族群的推理，同时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这是“可译”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诗歌翻译这种现象既然存在，译本广为流传且能为大部分读者接受，这本身也证明诗歌翻译是可行的。 二、诗不可译及对此的反驳

关于诗不可译，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

林语堂先生说，“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

朱光潜先生说，“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尤其是诗（说诗可翻译的人大概不懂诗）。”

王以铸先生自己爱好写诗，译过诗且出版过译诗集，但是在理论上他却说“我认为诗这种东西是不能译的。理由很简单：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说得通俗些，它的味道（英语似为flavour）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溶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当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或方言）来表达的。”

刘宓庆先生虽不言诗不可译，但他提出了“五种障碍”，旨在说明所谓“可译性限度”。他列举了以下五种主要的语际转换中的障碍：（一）语言文字结构障碍，包括双关语、文字游戏等。

（二）惯用法障碍，如词语搭配、成语结构等。（三）表达法障碍，如正说与反说、主动与被动、形象性与非形象性、形态表意与词汇表意、重心与层次等。（四）语义表达障碍，如多词一义、一词多义、语义表述手段的局限性等。（五）文化障碍。 而奈达(Eugene A. Nida)与以上诸君不同，对此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的观点更客观一些。奈达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翻译：可能与不可能（Translation: Possible and Impossible）》中，从宏观上，从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上来阐明翻译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总的说来，翻译是可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做到他所说的“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s）而不能做到“完全充分的翻译”（fully adequate translating）。

诚然，刘宓庆先生说的“五种障碍”确实存在，但诗更重要的是阐释意义，传达诗人的精神和感情，其它是次要的，从这个层面来说，译诗可行！

我自己先前关于中国古诗（如唐诗）翻译也曾持不可译的观点，当时我想唐诗译后面目全非，何以从中看出原诗是唐诗还是现代诗？难怪有外国人会误认为“中国的古诗真现代”！其实，我当初这种想法，现在想来，是不成熟的。现在我们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一部分为例，试做分析： 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