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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澄江迁校史研究 工学院 10335040 高莹

摘要：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奉命西迁。邹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他在重庆发电给住在昆明的原法学院院长邓孝慈，经商讨，决定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经一路艰辛跋涉，终于到达澄江，图书、仪器等也源源运到。中大在澄江两年，在宣传抗战、普及科学文化教育知识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启发澄江民智、开发文化、移风易俗等都起了一定作用。

关键词：澄江、迁校、活动、影响

一、 西迁澄江

抗日军队退，1938军开事进形势

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从正面战场不断溃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年10月， 日本侵略始加紧对华南的军攻，广州受到威胁，危急。此时，广州风

声日急，人心慌乱，中山大学部分学生由负责军训人员率领，前往广州北部之坪石接受军训，教职员工及家属于1938年初秋仓猝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立足甫定，由广东南部登陆的日军于10月21日攻陷广州。此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住在重庆，发电给住在昆明的原法学院长邓孝慈(云南盐津县人)，向他征询迁校意见。邓建议迁往云南澄江。在这当中，与邓熟识的澄江人吴信达可能是这一建议的促成者(吴是留日学生，后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澄江素称鱼米之乡、距昆明仅60公里，通公路40公里，其余20公里已修成毛路，交通尚属便利。澄江县城及附近乡村有一些寺庙可作校舍，兼之，湖山秀丽，气候宜人。邹鲁同意中山大学迁往澄江，随即通知先后到罗定、坪石和广州失陷前后逃亡香港的师生，马上动身。

1938年冬，罗定师生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向云南进发，大部分是先到广西龙州，然后由镇南关(今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转河内，由河内乘当时的滇越铁路火车至昆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在进入广西柳州后，即步行至贵阳转昆明；有的是由百色步行入云南经开远到昆明。由坪石动身的学生，是经衡阳步行到贵阳再转昆明的。由香港动身的师生，则是乘海轮到越南海防登陆，经河内到昆明。那时的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所有经过越南到昆明的师生员工及家属，都要办理进出越南境的手续，有的还受到种种刁难。例如，所携带的围棋子，被海关人员当作珠宝玉器而要课之以税。从1939年1月30日开始至2月28日止，共15批750人，约于3月下旬抵达澄江。(1)

沿途搬迁，流离颠沛，尤其是负责押运工作的教工更为艰辛。当时参予押运图书的馆主任杜正权教授，曾绘制了一幅地图，并作了记述。抄录如下： “西行志序”

“使命：护送图书、脱离险境，由广州运至云南澄江。

行期：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至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凡一百一十五天。

行程：经过广东、广西、云南、香港、安南(今越南)，停留十八站，凡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余里。

行侣：离广州时，同行者中大图书馆同仁及眷属四十三人，中途离队者十四人，受重伤者一人，到达目的地时仅二十七人。

交通：步行、滑竿、骑马、公共汽车、自用汽车、货车、火车、木船、太古船、邮船、飞机。

饮食：餐风、干粮、面摊、粉馆、茶楼、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

起居：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衙门、客钱、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钢床、头二三四等大舱、天堂地狱。”（2）

由于搬迁仓促、工具缺乏、损失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理、工、农研究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丢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即达604箱，图书馆书、杂志二十多万册，其它设备、用具也损失无数。

这期间只有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仪器设备、完整保存，不受损失。该所在所长陈焕镛主持下，早就进行了有计划的搬迁。陈教授自己出钱向香港政府买荒地建三层楼房一座，于1938年9月建成，作为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从1937年12月开始搬迁香港九龙。广州沦陷，全所研究人员在香港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继续出版学术刊物。由于华北农林植物研究所已陷敌手，中华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生物研究所图书标本皆已损失，所以中大农院农林植物研究所当时的设备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它拥有标本柜272个，标本141，568号，复本未装订的标本约10，000号标本植物照片l铁框，共(18，337张，重要图书2，346册，浸液标本2871樽……（3）在客观上成了全国植物研究机构中心。但是，该所所需要的外汇，得不到学校的经常开支，在港经费极度困难。陈焕镛勉力支撑，他一方面将自己历年积蓄垫支，另一方面除欠商号账目，为数万巨，使研究工作得以继续不断。1940年香港沦陷后，农林植物研究所亦落敌手。陈焕镛与全所工作人员，千方百计保存这些标本图书飞仪器设备，最后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人手里把全部器物运回广州，使植物研究得以继续，且成为植物研究机构复兴的基础。

中山大学迁澄后，校舍主要利用庙宇等公共建筑，各学院院址是分散的。 文学院在城内外两处：城内有文庙、凤麓小学男子部和女子部、玉光楼及观音阁等五处，城外有斗母阁与翠竹庵两处。

法学院设在澄江县属第二区和备乐村两处，共用庙宇十间。 理学院分散在东浦乡、大仁庄、东山村、东龙潭等九处。

工学院在澄江城外金莲乡(今旧城)、梅玉村、中所乡(今中所)、计院舍九处，另租民房作为教授及女生宿舍。

农学院在鲁溪乡(今鲁溪营)玉皇阁、吉里村关圣宫、洋潦营村下寺、关圣宫、上寺、鲁溪营下寺，洋潦营风台寺等处。

医学院在小西城关圣宫、三教寺、县城南门处火龙庙，县城南门楼，小里村下寺，城内玉光楼、城西土主庙。

师范学院在城内玉皇阁、建设局、极乐寺及北门外五灵庙共四处。

二月底止，各院系共到教职员工245人(校本部人员未计在内)，学生1，736人。各院系部署妥当之后，于1939年3月1日开学，全校师生员工从1938年10月19日至1939年2月底，经四个多月的辗转，总算找到了一个学习环境，使中大在动乱战争年代得以弦歌再续。（4）

在澄江，学校行政组织体制有一些变动。

1939年5月，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发的专科以上等级行政组织规程，暨大学各学院所属学系订正名称的规定，中大学校行政设立教务、训导、总务三处，设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一人。校长室设秘书一人，会计室设主任一人。研究院设院长一人，均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直接委派。教务处分设注册组、出版组和图书馆。训导处分设生活组、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和军事管理组。总务处分设文书组、出纳组和庶务组。各组皆设主任一人，各学院所设的学系数，均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规定的各院所属学系名称订正，订正后的中大各院系名称如下：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英文组、哲学系、社会学系。

理学院：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地理学系。 法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建筑工程学系。 农学院：农学系、森林学系、农业化学系、蚕桑学系、农业经济学系、畜牧兽医学系。 医学院：不分系。

师范学院：教育系、公民训育系、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博物系。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分设中国语言文学部分和历史学部分，师范研究所分设教育学部和教育心理学部、农科研究所分设土壤学部和农林植物学部、医科研究所设病理学部。（5） 1939年夏，中大开始设先修班，招收初中毕业生，抗战期间共办了六届，历年结业升入各大学者近千人。

二、澄江时期的教育活动

澄江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从大城市搬迁到穷乡辟壤更感不惯。学生大多数为广东籍、华侨子弟较多。广州陷落后，很多学生回家时家产荡毁，经多方筹措，始能来澄就读，依靠少量战时学生贷金度日，其困苦可想而知。学习条件因环境限制，设备非常简陋，当时师范学院写给学院的报告说：“本院各教室所用桌椅，均以木作柱，其上横直一板为台，以土砖作基，其上横置一板即为凳。每桌四尺，按教室的大小而定。宿舍内床铺均用木制辘架床，自修时转用他面??”战时物价高，特别是米价，经常威胁着师生员工生活。师生中固然不全醉生梦死者，然而更多的人还是能够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为首重，坚持学习和研究。 澄江时期教学，科研条件很差，各学院、系、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进行教学与科研活动。其中文、理学术报告稍多。工农医等科、则教学实习，考察和调查稍多。这些活动有利于师生学科学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云南等地社会的了解，促进了师生与当地群众联系。 许多学院学术报告会，讨论会是经常举行的。学术报告由院长、系主任或邀请知名学者负责。学院生物系每月举行月讨会，内容有学术报告、讨论、也有游艺活动，在澄期间著有《澄江之土壤》和《澄江之动物》等两本书，文学院长请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莅校报告。 教学实习和社会教育方面，工、农、医、法、师范等学科、虽然条件较差，但师生们仍不避辛苦，走出校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开展教学补习和普及文化知识等活动。如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到云南蒙自资源委员会锡矿工程处实习。土木工程系等前往昆洛铁路，滇西铁路实习，师范学院博物系到澄江县城东南门、松子园采集动、植物标本。1939年9月在澄江恢复中大在广州时期开创的社会教育工作，由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各学院院长组成的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领导全体师生参加，一般工作是在各学院的分会主持下，举办贫民学校3——5班。此外，结合学科特点开展活动，如法学院设立民众法律顾问处，农学院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师范研究所和云南省实验小学在澄江办分校等。

农学院森林系主任侯过教授，为选择实习森林场，于1939年暑假期间赴滇西、丽江、大理、阳宗海、开远等地，虽途中被劫，终于选定了澄江县境内的阳宗海北岸姜家山、夏家山一带为实习林场(后于1944年4月停办)。

中山大学在澄江办学时，各院校分设乡村、县内少数民族极多，是进行社会调查的理想环境，1939年农学院农学系组织农村经济调查团，对澄江农业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写出了《澄江之土壤》一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生，经常结队到附近少数民族地区、搜集该地语言、歌谣、风俗习惯和资料。研究院还利用学校由澄江迁回坪石的机会，于1940年组织了暑假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文史、教育、农业情况。

三、澄江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

澄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由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到来，就热闹起来了。

此时学生的文化生活颇为活跃，除各年级有集会外，还组织了许多社团，如“民风剧团”、“粤声音乐社”、“青年生活社”、“政治学会”等，大部分学生都参与社团活动，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其它大学所罕见。为了推进救亡工作和活跃师生员工文化生活，各个社团积极开展活动。“民风剧团”演出的《葡萄美酒》、《最后一滴血》两幕话剧(前者以锄奸爱国为内容、后者以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坚八百壮士为题材)深获师生、民众的好评。这些社团常于假时或星期，组织同学从事抗战宣传，兵役宣传、寒衣募捐、节约储蓄、劳军义卖、卫生防疫等活动。

在这些社团中，以“青年生活社”影响最大。

澄江时期中山大学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是法学院的李文浩、文学院的劳家顺(劳辛)等。“青年生活社”是中共中大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社团，1939年成立。初由文学院助教邓邦俊负责，后由法学院学生罗培元负责。该社的目的是提倡学术研究、追求真、善、美和高尚的娱乐，以健全身心。成立时有社员六十余人，遍及全国各学院，后有较大发展，有些学院多达二、三十人，小则十几人。各学院设有分社，文学院分社负责人劳家顺、法学院分社负责人李文浩、理学院分社负责人黄振邦、工学院分社负责人黄祖芳、农学院分社负责人方君宜、医学院分社负责人吴子慕、师范学院分社负责人周钊。该社曾经呈准学校当局备案，校方指派法学院社会系肖隽英教授为指导。（6）

“青年生活社”开展以抗战为中心做各种活动，经常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学术、政治与时事问题。例如“大学生战时生活与工作”的讨论，使一些学生澄清了模糊思想，明确应该做一个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的大学生，要以实际行动为抗战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还讨论过关于治学方法。孙中山的思想与革命事业，抗战中的农村工作，抗战之战略与策略，法币问题与抗战前途，苏德协定与国际形势，国内战事与国内形势问题等，通过讨论，对抗战形势和前途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增强了抗战的决心与信心。他们还组织了歌咏队和戏剧组。歌咏队聘请师范学院音乐教授马思聪为指导，并教唱了《战歌》、《战士们冲啊》、《让我们》、《八一纪念歌》等歌曲，戏剧组团结了中大爱好戏剧的同学，先后编排演出了《纸老虎》、《张家店》、《林中口哨》、《日出》、《流寇队长》、《北京人》、《钦差大臣》、《原野》等剧目，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为了活跃师生生活，还和澄江举行球赛，联欢晚会和短途旅行等活动。1939年夏“青年生活社”还在抚仙湖畔组织了中大同学夏令营活动，内容有游泳、爬山，也有演讲，丰富多彩。“青年生活社”除通过学校、墙报《青年生活》、《民众壁报》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外，还发动征集寒衣，举办音乐戏剧筹款大会，从精神上物质上鼓励、支援前方将士。（7）

由于滇中物价暴涨，生活日益困难，“青年生活社”为了解决师生吃饭及迁移问题，曾组织全社讨论，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发动各学系学院参与。该社给学校的报告说：米价突涨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求学校有关当局一律供给军米，同时由学校办一个消费合作社，以杜绝商人垄断，办好公共食堂，还提出了改善澄江卫生条件，布置读书环境，开辟运动场、购买运动器材等建设性意见。

上述出色的活动，使“青年生活社”成了中大进步社会的中坚力量，它继承、发展了中

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光荣传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中大学生运动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大后来的学生运动打下了基础。

四、中大师生迁离澄江

一九四0年初，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次长顾毓秀，先后到澄江视察中山大学，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指责，要中山大学迁往重庆与由南京迁去的中央大学合并。师生对此极为反感，他们认为：中山大学是原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建的，不能因迁校合并改变校名。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CC派是要把长期以来由广东主持的这所大学抓到手中，借以排斥异己。因此，引起广东籍军政大员孙科、余汉谋??的愤怒。他们认为日寇虽侵占广州，但无力侵扰控制粤北广大地区，纷纷主张把中山大学仍迁回广东，分住以北的韶关、梅县和砰石。遂于一九四0年夏由澄江迁走。中山大学迁走时，澄江文庙里立了一块石碑，高约1.5公尺，宽约0.5公尺，碑文叙述了迁校经过和感谢澄江之意，是代校长许崇清撰文，另一位教授书写的。这块石碑，解放后因改修文庙为粮仓被拆除，不知弃置何处。[8]

中大在澄江两年，在宣传抗战、普及科学文化教育知识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启发澄江民智、开发文化、移风易俗起了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 [6]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云南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2] [3] [4]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澄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澄江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 [8] 解德厚：《云南文史丛刊》总第一期，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室 ，198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