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4/28 14:00:43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特务袁殊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袁殊是上海滩风云一时的著名人物。 他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登上历史社会舞台，第一个冲破封锁，在自己刚创办的报纸上公开披露了“左联五烈士”遇难的消息。然而，曾几何时，原本思想激进左倾的袁殊，却突然成为国民党CC系骨干吴醒亚手下的红人，且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关系密切，又因卷入所谓共产国际“怪西人案”而被戴笠掌管的特务处逮捕。

抗战爆发，戴笠亲自造访袁殊，委任其为少将情报组长。炸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派后来成为军统干将的顾伟狙击汉奸，策划炸掉丁默邨、李士群的76号魔窟，正干得风生水起时，袁殊突然因为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叛变，而被76号逮捕。公开出面来营救他的，不是军统，而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大名鼎鼎的“梅机关”。袁殊不但安然无恙，还成了日方的红人，成为“兴亚建国运动”主干。率团访日之时，受到日本首相及军部头头脑脑的接见。

汪精卫组织“国民政府还都”后，他被增补为汪记国民党中委。李士群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拉袁殊做教育厅长。江苏省长换了三个，每次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这个教育厅长却岿然不动，最后还是自己不想干了，才拍屁股走人。抗战胜利，绝大多数汪政权中人，因充当汉奸而惶惶不可终日，袁殊却成为军统的抗战有功人员，被委任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中将军衔。戴笠来到上海，准备亲自召见袁殊。不料，袁殊却不买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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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账，从此人间蒸发。

1946年初，军统发出追捕令，缉拿“汉奸”袁殊。此后的一段时间，关于他的传言，流布不绝。有的说他在苏北共区做高官，有的说他被共产党枪毙了，也有的说他偷偷回到了上海。总之，泥牛入海，谁也没有关于袁殊的真切消息。耳目灵便如军统者，也仅仅知道袁殊是投向了共产党，至于其最终去向了何方，则一无所知。

这一销声匿迹，便是四十年。四十年中，绝无袁殊的公开消息。1984年5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的一篇新闻通讯，让潜伏了数十年的、活着的袁殊，重返人间。人们这才知道，这个与中统、军统、日汪都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其实早在1931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成员，一直在潘汉年等人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1987年11月，袁殊在北京逝世，安葬于八宝山，国家安全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此后，关于他的经历，进一步得到公开。时至今日，袁殊的种种故事，已被广为传播。然而，笼罩在他身上的迷雾，却并没有被完全廓清。一方面，人们对他“五重间谍”的身份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政治定位的天平却一直在摇摆不定。袁殊究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是“自首分子”、“汉奸”？且听楼主从头说起。

蕲州是鄂东南一座规模虽小但历史悠久的古城。 今日的蕲州，只是蕲春县的一个小镇。而据《蕲春县志》的记载，始建于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的蕲州城，在1949年前的680余年里，一直是州县治所。蕲州古城有一条享誉海内外、被媒体称之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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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街”的狭长老街——东长街。蕲州自古学风鼎盛，上个世纪，光从东长街走出去的博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据称就有上百人之多，且近乎一半具有留洋经历。 袁殊就出生在这条街上。

袁殊的先祖参加了朱元璋的农民起义，离开祖籍地江西，当了个小小的百户长，此后便落户蕲州，世代繁衍。贩夫走卒出身的袁氏家族，在蕲州学风的熏陶下，逐渐演化为当地一个颇负名望的书香门第。不过，到袁殊的父亲袁晓岚那一代，祖辈的遗泽早已耗尽，家道完全败落。袁晓岚兄弟五人分家析产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有两三亩果园。 袁晓岚承袭家风，也是个读书人，而且精于算术。他出身于增贡生（秀才），但对科举功名没有兴趣。二十世纪初年到武昌，就学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两湖书院和文普通学堂，“与黄克强、宋教仁、田桐、黄侃诸同志，先后同学，为文字道义之交”。 张之洞是洋务派领袖，他创办新式学堂的目的，是想将湖南湖北两省的优秀学子收拢起来，培养洋务运动人才，为振兴大清王朝服务。不料，结果却适得其反，培养出的尽是一些著名的革命党人。受此影响，袁晓岚很早就参加了反清的革命斗争。1905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同盟会，他以日知会员的资格，加入湖北同盟分会，“与许多先进同志，有甚深的交谊。”1906年，日知会筹划响应萍浏醴起义，被张之洞查封，“在会诸同志多被捕，他因住在汉口，未遭此祸；从此转徙流亡，历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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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袁晓岚的“文字道义之交”黄兴，在广州领导、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的儿子袁学易降临人世。袁学易是袁殊的本名，袁殊是袁学易在十多岁时自己改的名字。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遵从约定俗成的原则，从一开始就称他为袁殊。

袁殊半岁时，辛亥革命爆发，袁晓岚回到武昌，在战时司令部当了名秘书。不久，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仅带了一支手枪便杀回了蕲春县。大约在黎明时分，他们在城关土地庙附近放了一枪，便宣告了革命党人的夺权，算是给中国腹地小城镇补了革命课。没多久，便又扬长而去，街市依然如旧。”蕲春光复的这个说法，来自于袁殊之子曾龙所编著的《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与亲自参与了蕲春光复的田桓（田桐之弟）所作的回忆，存在些许差别。兹不枝蔓。 扬长而去的袁晓岚，靠着妻子的嫁妆，在汉口开了家人力车行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相继参加了“二次革命”和讨袁护法运动，几次遭受通缉。袁殊及小他四岁的弟弟袁学礼，由母亲贾仁惠独力抚育。 贾仁惠是湖北大冶一户官办盐商家庭的小女儿，知书达理。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女儿嫁给一个有发展前途的穷小子，是一种重才而轻财的时尚。丈夫弃家于不顾，生在富贵之家、不知稼穑而且还是小脚的贾仁惠，只能凭借典当和娘家的接济，来维系母子三人的生活。晚年的袁殊告诉儿女，那时温饱不成问题，以当时低下的生活水准来衡量，甚至算得上是小地主式的生活。

袁殊五岁发蒙，入私塾就学，直到离开故乡时为止，一共念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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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尽管现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闻史甚至戏剧史，都留下了袁殊的印迹，但他一生所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实在不多。满打满算，也就八年左右，按现在的学制，还不够念完初中。在家乡读私塾的这三年，则是八年求学经历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小地主式的生活，在袁殊八岁那年戛然而止。

1919年，袁晓岚受新思潮的影响，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不料半途中在新加坡意外受伤，后经当地华侨帮助才得以折返上海治疗。其时，袁殊的外祖父母均已去世，他们母子三人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接到丈夫从上海发回的家信后，贾仁惠卖掉嫁妆，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子，前往上海投靠袁晓岚。袁晓岚住在广慈医院，自己的生活都要靠别人来资助，根本无力照顾袁殊母子。无奈之下，贾仁惠只好带着儿子，寄居在自己三姐贾秀文家。

袁殊的姨父董昆瀛（字尧封），曾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和国会议员，当时闲居上海。尽管自家家境也不宽裕，孩子也多，但还是收留了袁殊母子，以及贾家的一个孩子、袁殊的舅表兄贾仲洪。在姨妈家的帮助下，1920年前后，袁殊得以进入浦东中学附小和三林塘高小。就读于浦东中学的三表哥董纯才，每天带着袁殊和贾仲洪一起上下学，三个表兄弟亲密无间。这段短暂的幸福时光，是袁殊一生中难得的美好回忆。

青少年时代的袁殊极其不幸，遭受到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境遇，但在浦东读书的这段日子，却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1984年4月，七十三岁的袁殊回到阔别四十年的上海，最想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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