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9 22:14:54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的，就是位于浦东六里桥的浦东中学及其附属小学和三林塘高小旧址。他在随后写就的《屐痕重印江南路》一文中，不无遗憾地说道：“这是我少年时代随姨表兄董纯才读书、玩耍之处，那里有我旧日生活的痕迹，我的憧憬和希望也起源在那里。但是因为滞沪时间太短，竟没有成行。”

1920年底，蕲春人桂铸西（字末辛，解放后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调任浙江上虞县知事。伤愈后了无生计的袁晓岚，将袁殊托付给董纯才，去桂铸西处当了名幕僚。不到一年，袁晓岚返回上海，开始从事国民党的工团工作（即工人运动）。后来成为袁晓岚顶头上司的孙科派大将、被海峡那边誉为“中国工运之父”的马超俊回忆说： 民十至十五（1921-1926年，引者注），这几年中，他（即袁晓岚，引者注）参加劳动运动，便同我发生了关系。那时我们劳动运动的目的是，扩大国民革命的阵线。在工作上，一方面反对国际的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军阀，一方面又抵制共产党。这种工作是很艰苦的，并且个人生活还要自己设法。他本在上海一个学校里当教员，因民十四上海五卅之役，他四处奔走援助学生及工人，十分忙碌，竟将教员牺牲了，弄得生活常打饥荒。

此前袁晓岚因奔走革命，无力照顾家庭。现在他谋得教职，有了固定的薪金收入，按理说多少该尽一些为人夫、为人父而应尽的义务，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可是，袁晓岚却见异思迁，和自己的一位女学生姘居起来，对袁殊母子三人不闻不问。激于义愤的董纯才，多次带着袁殊和贾仲洪找到袁晓岚，当面斥责他的不义。可斥责归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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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岚依然故我。六十多年后，董纯才老人和袁殊的子女们谈及这段往事，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懑。

丈夫有了外室，姐姐姐夫一家没有经济来源，自家的生活都成了问题。要强的贾仁惠带着两个儿子，在同乡的指引和帮助下，来到距海边两三里路的浦东十八街，勉强安了一个窝。

一个外乡的小脚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何以为生？

曾龙上中学时就问过奶奶这个问题，做奶奶的不愿多谈，说是以教书为生。曾龙知道奶奶生于富贵之家，读书识字，认为她教个小学什么的还是可以，所以当时也没有多想。若干年后，曾龙自己也为人师表，这才发觉奶奶的回答大有问题：受过正规教育的袁晓岚尚且经常失去教席，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如何会有她来执鞭传教的一席之地？

最终，还是父亲解开了他心中的疑问。袁殊告诉他：“所谓教书，就是你奶奶带着我在浦东棚户区给工人上识字课。每天晚上，我们去后，做完工的几个工人围拢来，我们就教他们认写几个字。” “那么工资谁给呢?”曾龙好奇地追问。

袁殊回答说：“哪里有什么工资，有时有人拿点米，有时有人拿点菜蔬，就算是工资了。”

袁殊母子的生活，陷入了赤贫状态。贾仁惠靠着烧“老虎灶”、做针线活以及“教书”，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再也无力供袁殊继续学业。十来岁的袁殊只好辍学，去帮人卖大饼、油条，擦皮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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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活杂活都干过，实实在在过了两三年三毛般的流浪生活。董纯才很同情连饭都吃不上的表弟，辗转托请刘之纲为袁殊谋出路。 在刘之纲的帮助下，1924年前后，袁殊进入上海启智印务公司，当了一名学徒。十二三岁的袁殊，白天学习排字、干杂务，晚上给客户送印刷清样。公司老板跟他说定的月薪只有一元，每天再另给十二个铜板，作为往来沪西、闸北送清样的车票钱。但袁殊坚持不坐电车，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徒步往返于客户与印刷公司之间，为的是省下这几个铜板，交给母亲作生活费。

进印刷所当学徒，工资虽然少得可怜，但至少解决了袁殊自己的吃饭问题，给母亲减轻些许负担的同时，也能让他饱览所印的《文学》、《醒狮》等刊物。《文学》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1年5月10日，先后由郑振铎、谢六逸、叶圣陶、赵景深等人负责编辑。初名《文学旬刊》，1923年7月改称《文学》，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一。1925年5月第172期起定名为《文学周报》，开始独立发行。《醒狮》是由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于1924年10月创办的一份周报。

袁殊的主要任务是学排字和跑腿送样。在等待客户校改时，困了，袁殊就在台阶睡上一觉，渴了就去向人家讨碗水喝。有时，他也会站在门边，听里面的文人墨客们高谈阔论。这是他和文艺工作的最初接触，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基础。

干了几个月，袁殊觉得当学徒没出息，便和贾仲洪从董家偷了张地图一起出逃，准备到外面去闯世界、干大事。不曾想，大事没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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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租借巡捕房抓去，通知家属前来领人。印刷公司自然是回不去了，家里每天少了十几个铜板的收入，贾仁惠无力支撑，一家三口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虽然食不果腹，袁殊却依然有着强烈的求学之心，渴望能重新走进学校。他不停地缠着母亲，吵着要读书。贾仁惠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下，只能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找你爸爸去！找你爸爸去！”

袁殊一次次来到袁晓岚工作的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找到父亲要求上学，可每次都无果而终。袁晓岚的教职时有时无，面对儿子的苦求，他纵然有心，却也实在无能为力。最后一次，袁殊是饿着肚子来的，袁晓岚还是想不出办法，陷入绝望中的袁殊急饿攻心，顿时晕倒在地上。此后的情形，曾龙在书中写道：“环龙路44号的几个工作人员围拢过来，对小孩子袁殊动了侧隐之心。其中有个袁某人和立达学园有些关系，他当场答应介绍袁殊免费到立达学园读书。其中还有个人名叫萧赞育，后来对袁殊的文化活动开了几次绿灯。”

曾龙说的这个“袁某人”，便是有长沙奇人之称的袁绍先，萧赞育则为萧同兹之误。

对袁绍先在其山穷水尽之际施以的援手，袁殊至老犹念念不忘，他在《屐痕重印江南路》中说：“我之去立达上学，主要是由于该校导师之一袁绍先的介绍。他是个工团主义者，又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先进分子之一。”

袁绍先和萧同兹都是湖南劳工会成员。1922年1月16日晚，黄爱、庞人铨、萧同兹等劳工会主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罢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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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于计划泄露，湖南省长赵恒惕便以“宣传无政府主义、勾结土匪”为名，将黄爱、庞人铨二人抓捕，并于17日晨杀害，湖南劳工会也被查封。萧同兹逃到汉口，在《江声日报》撰文揭露血案真相，袁绍先则和李泰阶等人谋划刺杀赵恒惕。

3月的一天，赵恒惕参加完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科学演讲开幕式后，李泰阶等向赵恒惕坐的轿子投掷炸弹，但只伤了轿夫。赵恒惕安然无恙，悬赏银元五百，限期破案。袁绍先逃亡到上海，直至1924年春才潜回长沙。不久，因赵恒惕仍将其作为谋炸事件的首犯，继续进行通缉追捕，袁绍先只好再次避走上海。萧同兹也于1924年6月来到上海，并加入了国民党，继续从事劳工工作。这样，袁绍先和萧同兹不但与袁晓岚成为了同事，还一起目睹了袁殊晕倒的一幕。 1924年底，匡互生、夏丐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人从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辞职，来到上海筹办立达中学。袁绍先是匡互生的同乡好友，他不但积极参与了立达中学的创建，还是立达学会的九名常务委员之一。1925年2月1日，只设有初中部的立达中学，在虹口老靶子路的一幢民房挂出了牌子。后因校舍不够用，而且租金也贵，立达同人便在小西门黄家阙路重新租下校舍，将学校迁到那里，于2月25日开学，3月2日开课。

学校第一批招收了六十名学生，五十名男生，十名女生。袁殊是不是六十分之一，不清楚。反正，他最早是在1925年2月1日，最迟是在1925年5月30日之前，进入了立达。曾执教于立达学园、以《文坛登龙术》暴得大名、上世纪末又因百岁高龄征婚而闹得沸沸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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