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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xvii]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 [xviii]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xix] 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文史》第四辑（1965年6月），第190页。
[xx]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xxi]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十六《题姚治中墓碣铭》，《四库全书》本。
[xxii] 朱鸿林：《〈永乐大典〉纂修人考补》，《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xxiii]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xxiv] 《长乐县志》，清同治乙巳（1869年）刻本。
[xxv] 朱鸿林：《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
[xxvi] 《福建通志》卷四十“明贡生”，《四库全书》本。
《永乐大典》纂修人研究(三)
三、 庶吉士预修《大典》
对于纂修《大典》的人员问题，人们大都从个案研究作为切入点来进行搜集甄别，这是件异常辛苦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从宏观去找深入研究的突破口。文献典籍对《大典》的编修之事记载较多，如《明太宗实录》云：永乐帝“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1]王直《王敬先墓志铭》云：“诏修《永乐大典》，征天下学官及尝考贡士者皆使执笔焉。” [2]从中虽然不能找出准确的《大典》的预修者，但于此可以了解当时选用人员的大致范围。
明人黄佐著《翰林记》一书，在总结朝廷“纂修”一事时，提供给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至于修他书者不能尽记，大率成化以后纂修皆纯用本院官，而《永乐大典》、《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寰宇通志》庶吉士亦得与焉。”[3]廖道南《殿阁词林记》中亦有相同记载。[4]这是说编纂《大典》时，当时的庶吉士们要参预其中。黄佐、廖道南为正德同榜进士，皆被选为庶吉士，皆在翰林院、詹事府等近待衙门为官，其相从甚密皆善撰著。他们长期在殿阁中任职，得以遍观大内秘籍，日闻朝廷大事，对朝廷殿阁词垣之事尤为熟悉。故《四库提要》
评黄著曰：“专载明一代翰林掌故，始自洪武，迄于正德、嘉靖间，每事各有标目，凡二百二十六条，本末赅具，首尾贯穿，叙次颇为详悉，如所纪殿阁卿寺转衔，与《明会要》诸书互有同异，又会议、缮写诸条制度甚详，均足以备考核，其十七、十八两卷，具列馆阁题名，尤足以见一代人材升降之概。”[5]而谓廖氏“自正德辛已改庶吉士，由编修历官侍讲学士，在词垣最久，娴习常故，因集词林殿阁宫坊台省诸臣旧事，分类记载，以成是编。”[6]所以说《翰林记》、《殿阁词林记》虽是私人所著，但他们都在翰林院担任过史官，深谙资料甄别及著作之法，又记载的是他们熟悉且有资料可依的翰林院之事，可信度非常高。因此说他们所记《大典》的编纂“庶吉士亦得与焉”，应真实不虚。
在人们研究《大典》的编纂人员时，已发现了众多的庶吉士身份者。如王重民、朱鸿林二先生发现的有：余学夔、罗仲深、戴弘演、萧宽、萧福、萧省身、郑复言、欧阳俊、赵济，曾春龄、曾与贤、陈孟京、陈孟洁、陈敬宗、陈士启、章敞、张叔豫、张宗琏、张文选、孙子良、段民、柴广敬、俞益、邵辉、周忱、周文、沈升、李时勉、李昌祺、宋子环、江钺、田忠、卢翰、王仲寿、王瀹、王信功、杨相、曹景晖、褚让、钟旭；再加上余所补刘子钦，共四十一人。因为当时的庶吉士是一个群体，他们的行动步调统一，这便成为编修《大典》“庶吉士得亦与焉”的有力证明。
“庶吉士”之名始创于洪武十八年，取《书经》“庶常吉士”之意简化而成，当时朱元璋恢复科举考试后的第一批进士，将一部分成绩优异的年青进士没有直接授官，而是选入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历练，授六科庶吉士学习办事，为将来为官打下基础，当时所选庶吉士很少。朱棣为帝后，永乐二年三月时逢大比，廷试录取进士四百七十人，“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专为翰林院矣。”[7] 朱棣这次在新科进士中所选的庶吉士与朱元璋所选的庶吉士不同，除所选人数众多外，更重要的是不让他们观政，将他们置于翰林院深造学习，目的是培养政治、文艺方面登峰造极者，有为国“储才”之意。之后，形成“庶吉士”制度，一般学制为三年，优秀者留院为编修、检讨官等，谓之留馆；次者出为给事中、御史及地方官等，谓之散馆，他们的前途都比较光明。关于永乐二年三月所选庶吉士，《国榷》记之曰（案，名下划线者为王重民、朱鸿林二先生及本人已论及的《大典》纂修者，下同）：
（永乐二年三月已酉）选翰林院庶吉士，杨相、宋子环、王训、王直、秦政学、徐安、吾绅、彭汝器、周忱、刘子钦、周文、李宁、张彻、章朴、欧阳俊、卢翰、梁任、熊直、王道、曹景晖、陆孟良、萧省身、刘孟铎、柴广敬、张宗琏、田忠、曾与贤、洪钟、洪顺、余学夔、陈满、萧清、刘绍、林凤、张宪、殷冔、严光祖、涂顺、段民、李贞、江钺、章敞、倪维哲、许瑢、陈敬宗、王仲寿、李迪、袁添禄、李时勉、杨粲并习文；汤流、王英、孙奉、余鼎、李永年、袁迩、周远、钟旭、彭礼、戴弘演并习书。户部办事进士当涂李衡，以年少自请，命改庶吉士，同江宁杨勉习书。[8]
以上六十余位庶吉士是分为习文、习书两类进行选拔的。《文献大成》的编纂工作是永乐元年七月在翰林院开馆的，而永乐二年三月所选的庶吉士置入翰林院学习，正好成为编纂《文献大成》的得利人选，庶吉士们也充分的运用这次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能。因为编纂工作繁繁忙，人手还不够，所以四月、五月又两次改新科进士为庶吉士，参加修书工作。《国榷》记曰：
（永乐二年四月丁丑）进士沈子升、孙子良、李昌祺、罗汝敬、涂敬、萧宽、褚让、独孤乐善、陈士启、陈纲、董镛、刘子敬、陈伯恭、陈资善、赵曾、赵济、刘刚、尤仪、刘澄、黄扬，俱改庶吉士，修书。[9]
（永乐二年）五月辛丑，诸司办事进士曾慎、魏骐、吴惇、漆霄、赵理、赵琰、韩庸、史彬、徐观、樊静、曹彦昌、陈旭、田堉、罗处富、邢旭、曾恕、王宅、叶贞、陈兴、俞礼、赵濬恭、潘中、徐昤、胡秉彝、周志（尚）义、俞益、曹睦、杨仪凤、谭原性（信）俱能书，选翰林院庶吉士。[10]
在所记永乐二年四月选庶吉时，明确说明是为了修书，也就是修《文献大成》。而五月所改的庶吉士，则条件是“俱能书”，显然是为了编纂誊录的需要而选。对于永乐二年的新进士改庶吉士，文献典籍中大都只记第一次所选，而对二、三次所选之事较少记载，其原因是第一次所选是以才能为标准来选拔的，而二、三两次是以修书需要所改，人数众多，有违初衷，故有的文献不加记载。永乐二年十一月，《文献大成》书成，永乐帝对参修的一百四十七人进行了赏赐，既而认为“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重新修书的阵营在《文献大成》编纂队伍的基础上大加扩展。翰林院之官员及隶属于此的庶吉士们，便是新修队伍中的主力军。除此之外，朝廷还将社会上能文善书人员征召使用。
永乐四年三月，又逢天下大比，朝廷取进士二百一十九名，部分优秀进士改为庶吉士，《明太宗实录》记曰：
（永乐四年三月）癸丑，擢第一甲进士林环为翰林院修撰，陈全、刘素为翰林院编修。选第二甲、第三甲进士文翰优等者江殷、胡启光、张叔豫、孙迪、李岳润、陈孟洁、郑复言、张文选、萧福、曾春龄、曹闾、卢永、黄献十三人，改庶吉士，翰林院修书。[11]
此记载也清楚地指出，所选庶吉士就是到翰林院修书。由于当时修书规模很大，在馆人员仍然感到紧张，于是对永乐四年进士又进行第二次选拔，以充纂编之用。谈迁《枣林杂俎》云：
永乐四年三月癸丑，选进士为庶吉士，??（十三人）及修书贡士朱绅。复选进士黄安、王资益、黄信功、黄所载、郑回、赵圭、陈梦京、罗仲深、邵辉、吴□文、徐廷圭、邓成、周炜、陈实、谢霖、杨复、王瀹、乐时逢、刘本黎为庶吉士。[12]
对永乐四年的新科进士，选了十三名庶吉士修书后，紧接着又选了十九名，当然修书之急用使然。按，《枣林杂俎》所记复选人名略有失误，对比《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历科进士题名录·永乐四年丙戌科》[13]可知，其中“黄信功”应为“王信功”，“陈梦京”应为“陈孟京”，“吴□文”应为吴致文。
事实告诉我们，永乐二年及四年进士选拔庶吉士，每科都在二次以上，这正是修《大典》的需要所致。如《国榷》所记的永乐二年四月及《明太宗实录》所载永乐四年三月所选庶吉士，皆注明于翰林院修书，这充分证明了《翰林记》所载《大典》“庶吉士亦得预焉”的真实性。因为庶吉士既是新科进士中的文翰双优者，又是没有实际工作的进修学员，让他们来参预修书，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永乐二年的新科进士中，三月第一次所选庶吉士六十一名，四月又增选庶吉士二十名，五月再次增加二十九名,共有庶吉士一百一十名。除“五月擢庶吉士杜钦、王惟正、节庆为户科给事中；周玉、罗亨信、张侗为工科给事中”[14]外，还有一百零四位庶吉士，再加上永年四年两选庶吉士三十二人，此时在翰林院的庶吉士应有一百三十六名。除去在文献中已发现的四十一人外，应还有九十五位庶吉士预修《大典》，这些人就是在上面全部列出的庶吉士中名字下面不划线者。因其人数众多，故在此不再重复录出和详细介绍。
附录一：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中发现的纂修人员 监修 姚广孝、郑赐、解缙 副监修 刘季篪、梁潜、李至刚 都总裁 陈济
总裁 王景、王达、胡俨、杨溥、邹济、林环
副总裁 邹缉、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观、曾棨、朱紘、王洪、蒋骥、潘畿、王偁、苏伯厚、张伯颖、梁用行、杨相、尹昌隆、高得晹、叶砥、晏璧、王琎、王彦文、余夔、刘叔毖、徐旭、刘均、蒋用文、赵友同、释道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