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9 6:45:24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么，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合理的呢？
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坏事？”
有些事情只是稍稍有点不好，比如火车要晚点五分钟。 有些事情则是糟糕透顶，比如考试不及格，或是被炒鱿鱼了。 所以我们更应该把事情的好坏看成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不是非好即坏。
某件事情有可能因为相关的一些因素而变成了不幸的事。 火车要晚点五分钟，如果你边读着报纸上一篇有趣的文章边等车，并不赶时间，那么这就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但是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而且马上要迟到了，那火车晚点就变成坏事了。
谈到坏事成三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第一件倒霉事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以及给人的印象深不深。 比如说，你外出度假期间家里的水管爆裂了。 也许不到一个小时你的家就变成了一片汪洋，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你的脑子会不停地想起这桩倒霉事，因为你要把房子清理干净，还要和保险公司就赔偿问题讨价还价，这些都会让你不断地想起这件事。
第一件倒霉事困扰你的时间越长，你再遇到两件倒霉事的机率就越大。 说不定一个月之后，有人开车追尾撞了你的车。又过了一个星期，你的结婚戒指不见了。 出了第一件倒霉事，你的情绪本来就很低落，这时你会很快地把后来发生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把它们看作是有关联的一连串事件。 即使这几件事情的时间跨度可能长达两个月之久，那也不会改变你的看法。 等你从浸水事件中平复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在积极地等待下一个灾难的发生了。 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被拉长了，直至能够证明你之前的预言是对的。 人们碰上倒霉事的时候会像遇到巧合的时候一样，去寻找一些事例来验证他们先入为主的想法，而忽略掉与这种想法有出入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不是那么有趣）。 孤立的倒霉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光凭这一点就可以推翻“坏事成三”的理论了。 坏事也可以是成双的。 但是你的朋友很可能会对你说：“我一连碰到了三件倒霉事，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而不是说：“我只碰上了两件倒霉事，这不正好证明了‘坏事成三’这个说法不成立吗？”毕竟，说后一种话是要冒风险的！
但是，至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坏事会扎堆。 这涉及到概率和独立性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倒霉事都互无关联。 任何一个人在被解雇之后都会心情抑郁，这会降低他们身体的抵抗力，使他们更容易得病，而身体反应也不像以前那么警觉敏感（所以他们就更有可能遇上打碎贵重的花瓶这样的事）。 因此，虽然人们在某一天被裁员和在某一天生病的概率都很小，但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概率肯定要高于它们分别发生的概率。 看地图时碰到的倒霉事
关于日常生活中突发的普通倒霉事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事情。 你要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你在街道地图册上寻找去他家的路线，结果发现这条路恰恰就在这页地图的边上。 这意味着要找到一条精确的路线，你就必须从这一页翻到下一页，不停地翻来翻去，很是麻烦。 这条路线不是一半在这一页一半在下一页，就是被地图中间的书脊夹着。 如果你手里拿的是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地图，那么你的目的地可能正好就在地图册的折合处。
这似乎很不公平。 毕竟一个地图的“边缘”只有那么一点儿，而“中间”的地方那么大，你要去的地方完全可以在中间啊！事实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你随便挑一个地方，它出现在靠近地图边缘的机率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看一看下面的地图。
如果你的目的地在地图上标出的那个阴影区域里，你就遇到麻烦了。 这个阴影区域离地图四周的边缘处只有一厘米的距离，这似乎微不足道。 但是这些阴影区域的面积加起来有56平方厘米。 差不多占了整页地
图面积的28%，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你要找的地方都有28%（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的机率出现在离页边不到一厘米的尴尬的地方。 假如你设定离页边两厘米为阅读不便的话，那你遇上坏运气的机率就攀升到了52%。 换句话说，差不多每隔一次你就会碰到这样的倒霉事。
在大多数有关倒霉事的故事中，你会忘掉路线好找的次数，只记得路线不好找的次数，在这种情况下，你倒霉的机率肯定会很高，以致于过不了多久你就又会诅咒自己的运气，诅咒地图的出版商，或者两个一起诅咒。 顺便说一下，这正是现在许多地图允许相邻的两页有很大重合部分的原因。 一份制作精良的地图册，每页至少有30%的部分会在其他页上重复出现。 我赶时间的时候总是碰上红灯
关于选择性记忆，即人们对好运气和坏运气所做的不公正的比较，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路上红绿灯的相对频率的问题。 有那么一次，“我赶时间的时候，总是碰上红灯”这种说法是真实可靠的。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红绿灯看作是投掷一枚硬币，出现红灯和绿灯的机率各为50%。 （事实上大多数红绿灯，红灯的时间更长一点。） 如果在路上碰上六个红绿灯，全部是绿灯就和扔硬币连续六次都是人头朝上的概率是一样的，为六十四分之一。
司机不赶时间的时候碰到的红灯其实和赶时间的时候一样多；只是如果时间不紧急，红灯带来的不便要小得多。 认为红灯出现的次数比绿灯多其实是一种错觉。 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司机有更多的时间去想红灯，而绿灯的时候，车子几秒钟之内就疾驰而过了——这其实和在畅通的公路上开车没有任何区别——而红灯却迫使司机改变行为，一小会儿的时间里要强迫自己努力一下，承受点压力，还要失去一两分钟的自由。 所以红灯会深深地印在司机的脑海里，而绿灯转瞬间就被抛到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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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歌唱家
考古学家史蒂文 ? 米森在学习唱歌的时候发现，音乐确实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人人都能学会唱歌吗？在撰写我最新出版的《唱着歌的尼安德特人》一书时，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做的研究让我相信音乐才能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基因中的，从进化史的角度来说，它比人类的口头语言都要古老得多。 可是我本人一唱起歌来不是跑调，就是跟不上节奏。 朋友们和学术同僚们都说，那都是因为我小时候对音乐失去了兴趣，只要上几节音乐课，我一定能放声歌唱。 也许他们是对的。 记得小时候，音乐老师们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独“唱”，让我觉得很丢脸。所以后来一有机会，我就躲开音乐，35年来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音乐活动。 说不定学一学我也能唱得不错。
我越想就越觉得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除了看看能不能改善我的音调、音高和节奏感之外，或许我还能发现学习唱歌的时候大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最近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员拉里 ? 帕森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类大脑中的歌唱系统”，后来又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来确定人在从事音乐活动时大脑中被调动起来的区域。 这些区域中有一些显然既在音乐活动，又在其他活动中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颞叶中颞上回的前部，似乎是专门用于处理音乐的。 我很想知道学唱歌是否真的能改变大脑的活动方式。
2005年圣诞节前，我给拉里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议跟他合作一个实验：我要先做一个脑部扫描，边唱歌边扫描，然后上一年的音乐课，之后再做一次扫描，看看大脑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 拉里同意合作，于是我就给自己找了一名声乐老师，她叫帕姆 ? 切尔弗斯，2006年年初，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设计了研究方案。 方案决定让我接受八个有关音乐技巧训练的测试，涵盖各种音乐活动，比如高音音准练习、音阶和节奏练习。 我还要学唱两首歌，一首是约翰 ? 拉特的《盖尔人的祝祷文》，另一首是亨德尔的《请
让我哭泣吧》。 听帕姆唱这两首歌，让我想起了写这本书的动力：为什么进化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物种，拥有如此美妙的歌喉？
接受第一次扫描前，我上了几次课，逐渐适应了唱歌，掌握了一些读乐谱的基本知识。 我想当帕姆看到我一点儿音乐能力都没有的时候，肯定是吓了一大跳——她一直都是给那些经验丰富的音乐人以及很早就显露出音乐才华的孩子授课的，当我告诉她我一唱歌就跑调，还跟不上节奏时她还不相信。 不过，她马上就发现我并不是故作谦虚。 第一次脑部扫描于2006年6月进行，整个过程很辛苦。 我仰面躺了几个小时, 看着投射在头上方屏幕上的谱子，唱着关于音乐技巧的曲子，还有一些歌曲片段。 每个谱子要唱三遍，拉里会敲我的脚趾，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下来。 随后，他要处理那些扫描图像，把我唱歌时的图像和休息时的分开来，以对唱歌时的脑部活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接着，我上了一年的音乐课。 帕姆教我唱歌时的站姿和呼吸方法；让我做一些有助于找准音调、扩展音域的练习。 我音高上去了之后，开始做节奏感、音色和力度方面的练习。 她不停地鼓励我，对我充满信心，而我却是个差劲的学生：缺乏自信心，常常感到沮丧，还不够用功。 在《唱着歌的尼安德特人》一书中，我指出唱歌是通过社会交往增加幸福感的一种方式。 可令人遗憾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却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唱歌让我变得脾气暴躁，压力重重，还心怀不满。 学唱歌对我的家庭生活也没有什么好处，孩子们不喜欢我大晚上练歌。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虽然提高有限，但这项实验的某些方面还是让我很享受，尤其是《请让我哭泣吧》这首曲子。 有几次我和妻子一起合唱，当我们的歌声合二为一时，刹那间我们感受到了情感的交融——可不一会儿我就跑调了，那美好的时刻也随即消逝了。 再来一首
第二次脑部扫描于2007年7月进行，这次和上次一样，极具挑战性。 我们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了技巧和歌曲选段的练习。 这次我也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但感觉比上次还难受，因为我知道要把歌唱好，身体的动作和声带的屈伸同样重要。 从扫描仪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但这一次我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个实验中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剩下的就要交给拉里了，他要把我前后两次扫描的结果进行比较，看看这一年的声乐学习是否改变了我的大脑活动。 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唱歌技能几乎没有提高。 因此当拉里告诉我大脑活动不仅发生了明显改变，而且这种变化完全符合他对大脑在音乐活动中所起作用的理解时，我很吃惊。
那么是不是人人都能学会唱歌呢？我还不能肯定，但通过这一年的学习，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唱歌的知识，比之前那么多年通过阅读书籍学到的要多。 知道了唱歌是多么不容易——要举重若轻地把音高、节奏、音色、音调、力度都掌握好——我现在更加感到疑惑，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神奇的能力呢？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数字中有何奥秘？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数字主宰的世界里。 的确如此，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伽利略 ? 伽利雷就指出，“整个宇宙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 不管我们转向哪个领域，数学都提供了解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奥秘的钥匙。 建筑业、银行业、计算技术、医药业，可以列举的领域无穷无尽。 其中，音乐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音高、音调以及节奏共同创造出动人的音乐，这背后隐藏着坚实而必然的数学规律。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音乐即数学。
这些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不同的国家对数字的理解各不相同。 在一份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日本的经济学教授西山丰指出，东方文化更喜欢奇数，而在西方，自牛顿以来，人们更喜欢偶数，因为它理性，看起来比奇数更完整。 他引用了一句英国谚语“两人的智慧胜过一人”来证明他的理论，而日
本也有同样的一句谚语“人多智广”。 还有一句英语谚语也说“两人为朋，三人为众”。
不同文化对于“吉利数字”和“不吉利数字”的归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奇偶数的这种差别。 比如，在大多数西方国家，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而在中国，9是个幸运数字。 所以，在美国你会发现有些旅馆没有13号房间，而中国的一些古代宫殿门上会有9个一组的门钉。
但是事情并不像这位科学家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那样简单。 比如，在中国文化中，6和8被认为是吉利的数字，中国有句俗语“好事成双”，这和那句英国谚语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游历欧洲就会发现并不是在每个国家13都是不吉利的数字。 在意大利，17才是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在罗马数字中，17（XVII）能被重新组合成罗马墓碑铭文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VIXI）。 所以说，数字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呢？这似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Unit 8 国际妇女节Active reading 1
国际妇女节那天，我在车站外面碰见了雅科夫和他的新女朋友，他们正在挑选放在玻璃箱里待售的玫瑰花。他的女朋友叫卡佳，沃罗涅什人，是个天真可爱的姑娘，她接受雅科夫是听了他的一面之词。花贩们的生意非常红火；一群男士站在那儿等着买花，点出手里的卢布。三月八号这一天，你一定要给你生命中的那个女人买束花。不然的话她就会抱怨个不停。
这些都是99号房的那几个姑娘告诉我的。在国际妇女节那一天苏联的妇女们沐浴在男性所给予的爱意和感激之中。因为这一天是假日，早上她们不用去上班，可以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而她们的丈夫们则要为全家人做早饭，虽然嘴里骂骂咧咧的，还弄得锅碗瓢盆叮当乱响；到了十点，丈夫颇为自豪地把煎得焦糊糊、皱巴巴的鸡蛋端到妻子跟前。盘子边上还放着一束鲜花，一份小礼物，可能是一瓶香水或者一双裤袜，妻子会高兴得大叫起来，激动好一会儿，直到孩
子们怒气冲冲地跑过来，小脸涨得通红，闹着要妈妈给他们做一顿像样的早餐。
然后，真正的庆祝开始了。苏联妇女的一天通常是这么度过的：帮孩子们穿衣起床，送他们上学，准时到办公室上班，午餐时间偷偷溜出去买晚餐要吃的东西，下午的时候再溜出去——如果能偷偷地，不会受到上司责骂的话——设法给最小的那个孩子买一些咳嗽药。她们会在六点整准时下班，这样她们就可以再去逛几家商店，看看有什么打折的东西，然后去市场，在那儿买到一些便宜的鸡蛋。她们还会顺便去邮局交电费，然后正好路过干洗店，取回洗好的衣服，回到家里她们就把买回来的东西随处一放，拿个篮子把从市场上买来的便宜鸡蛋装起来。等她们的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们已经用吸尘器把家里吸了一遍，擦了一遍灰尘，把两堆脏衣服用洗衣粉泡了起来（如果都是手洗的话，最好能先泡一下）。而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她们吃完早饭后会回去接着睡，睡得像松鼠那么沉。
在她们酣睡的同时，她们的丈夫们遇上了几个朋友，大家用最简单而又最诚挚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妻子的情感：在“为我们亲爱的女士们干杯，没有她们我们的日子就一团糟”的敬酒声中喝得酩酊大醉。深夜他们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妻子说爱她。总之，对前苏联的广大妇女们来说，这一天过得不错。 雅科夫挑到了他要的花，“我要14 枝红色康乃馨。”
“14枝！”卡佳叫了起来，“可难道不应该13枝或者15枝吗？”因为在俄罗斯，只有葬礼上才送偶数数量的花。
“我得给99号房的姑娘们几枝，”他解释说。“给，”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花束分开，递给卡佳五枝，脸上挂着最热情、最甜蜜的笑容。“节日快乐，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