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5/6/17 20:10:14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士大夫文化的两种模式《虔州学记》与《南
安军学记》
朱刚
内容提要：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写在其主持“变法”的前夕，通过对《尚书?益稷》篇的或许有意的误读，表达了他对于学术思想、教育和政治之关系的基本主张，体现出士大夫文化的一元化模式。苏轼的《南安军学记》写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用他本人很少采用的考订字义的方法，意在纠正王安石的误读，并批判其思想，同时表述了对于多元化的期待。北宋时代随着“庆历新政”而走向繁荣的“学记”创作，正以发表此种根本性的大议论为特征。就其艺术渊源来说，当与唐代的孔子庙碑有关。
关键词：学记 王安石 苏轼 学政 士大夫文化
今江西省赣州市，在隋至南宋时期名为虔州。但自北宋初起，其下属的大庾(今名大余)、南康、上犹三县①，曾经从虔州分出，另成一个州级的行政单位，日南安军。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和苏轼的《南安军学记》②，就分别为这紧邻的两地所建的州学而写。
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学校的兴盛，可算“庆历新政”留下的最大成果，“记”类散文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学记”也就应运而生。最早的名作当然要数欧阳修的《吉州学记》，此后擅长作“学记”的便是曾巩和王安石，历来评论家也都以“曾王学记”为此类散文的典范。③相比之下，
苏轼却并不以“学记”著名，他的集子里，除了《南安军学记》外也并无同类的作品。不过我以为，他这唯一的一篇“学记”却正是针对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而写的，表现出二人思想主张的鲜明对立。本文就从此种针对性谈起。
《南安军学记》针对《虔州学记》而作
判断《南安军学记》为针对《虔州学记》而作，当然不仅仅因为虔州和南安军是紧邻的地方，而是有写作背景与内容上的更为确凿的依据。
王安石《虔州学记》作于宋英宗治平年问，文章在议论之前先叙州学建立的过程，谓其建成在治平元年(1064)的十月，则文章的写作当在此后不久。其时王安石居母丧于江宁，被视为其变法纲领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④提交于数年之前，而执政变法则在数年之后，所以这居丧的时期正是他可以获得空闲，来系统地总结变法思想并加以宣传，充分地酝酿变法实践的重要时期。当然他不会放过写作《虔州学记》的机会，向世人阐述自己的主张。
《虔州学记》写成后，在当代就被视为名作，至少被视为王安石思想的具有代表性的表述。即便在后来的“旧党”人物眼里，《虔州学记》也是值得肯定的佳作。比如黄庭坚就作有《跋(虔州学记)遗吴季成》云:
眉山吴季成有子，资质甚茂，季成欲其速成于士大夫之列也……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学记》遗之，使吴君父子相与讲明学问之本……⑤
显然，黄庭坚认为《虔州学记》是足以教人“学问之本”的--这当然绝非一般的肯定。而且，黄庭坚如此推崇《虔州学记》，苏轼想必是知道的。苏轼本人也曾对此文发表过评论，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所引的《西清诗话》:
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乃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⑥
这一条材料经常被引用来说明北宋古文家打通了各种文类的写法:王安石批评苏轼把一篇“记”写成了“论”，而苏轼则反驳说，王自己也把“记”写成了“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策”正是苏轼最擅长的文类，他一定对这个文类的写作特点甚具体会，谓《虔州学记》乃“学校策”，正说明了他对此文的关注非同一般。
至于苏轼本人写作《南安军学记》，却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四日，这在文末有明确交代。与《虔州学记》先叙事再发议论相反，苏轼先发议论，最后才叙述地方宫修建学校的事，谓“始于绍圣二年(1095)之冬，而成于四年(1097)之春”，后来“轼自海南还，过南安，见闻其事为详”，便应南安士人的请求而作此“学记”。不过，南安军在此前也并非没有州学，而且已经有人写过“学记”，这便是治平二年(1065)的状元彭汝砺所作的《南安军学记》⑦。从内容来看，彭文大概作于熙宁年间，而且彭汝砺卒于绍圣二年(1095)，他的《南安军学记》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