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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陕南移民对我省移民搬迁的借鉴 1明代陕南移民 1.1通过军屯向陕南移民
早在明朝朱元璋时期，就开始在全国实行军事屯田，陕南也是当时重要的军屯地，根据明朝嘉靖时期的《汉中府志》记载，汉中府设汉中卫，所属的金州（今安康）和勉县分别设千户所各一个，专门对军屯实行管理，从当时的建制看，大约5600人称卫，1120人称千户所，112人称百户所。以此推知，汉中府应该有5600人屯田和驻防，安康和勉县各有1120人屯田和驻防。从事屯田的士兵保留军籍，而且世代为军。这些屯田的军队，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的收入支给，实行“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即安置了为创建大明天下而建功立业的将士，又加强了地方治安，可谓一举两得。①(明代陕南屯田及移民，陈良学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 1.2破产的农民、灾荒等造成的流民向陕南移民
元末明初，陕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如陕南的安康地区在元代“因兵 之后，地旷人稀，降金州为散州，废西城县（今安康市），并废汉阴、平利、旬阳、石泉，各设巡检司，省入金州，自此西城之名遂废。”②（嘉庆《安康县志》卷九《舆地考》上）。汉中地区各县人口流失也很多，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洪武十年（1377年）汉中府褒城县并入南郑县；洋州（今洋县）于洪武三年（1370年）降为县，洪武十年又并入西乡县；沔州于洪武七年降为县，洪武十年并入略阳县，③（具体内容见《明史》卷四二《地理志》）等等。充分说明元末明初陕南人口的剧减。明朝时期，皇帝、藩王、勋戚、官僚、豪绅凭借封建特权，肆意兼并土地。朝廷以搜刮“荒田”、“闲田”为名，将农民的良田、恒产变为
皇庄和“藩王庄田”。万历初年，潞王在湖广的庄田达到四万顷之多。万历末年，神宗皇帝朱翊钧为给其爱子福王朱常洵建立庄田，将河南的土地搜刮殆尽，还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吴纬业《绥寇纪略》卷八）。其他“藩王庄田”地跨数省占田万顷者比比皆是，“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明史·食货志》卷七七，一四页），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假官爵之余威，劫夺乡民”，“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郑廉《豫变纪略》卷二，一五页）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纷纷破产。闽浙“有田者什一”，安徽“绝无一亩者居十之七八”（《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苏州一带“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一，二四一页），同时，地租很高，每亩地租多达一石二三斗，有的甚至每亩高达二石以上。明政府赋税也越来越重，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超过正赋三倍以上。明朝王公贵族官僚地主要么享有免赋役的特权，要么就用“飞洒”、“诡寄”等手段，把赋役转嫁到农民的头上，造成“流移日众，弃地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明史·吕坤传》卷二二六，十一页）的局面，导致大批农民逃离故土，潜入深水野林。荆襄陕南成为明代流民聚集地方。马文升奏报“切照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其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并陕西所属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粮差，或因畏当军匠，及因本处地方荒旱，俱个逃往汉中府地方、金州（今安康地区）等处居住。彼处土地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所以人乐居此，不肯还乡。即目各处流民在彼，不下十万之上。”（《明经世文编》卷六二，马文升《添风宪以抚流民疏》）另据史料记载，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时有言逃民，聚居各处，殆四五万人。先后入山，抵汉中府深峪中潜住”④（《明
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戊午），英宗景泰五年（1454年）开始抵达河南的流民二十多万户又“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逐食”⑤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七景泰五年十一月辛酉。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十二月巡抚荆襄右副都御史杨璿奏称：“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亦不下百万”⑥（《明宪宗实录》卷六一，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明政府开始对流民采取驱赶回原籍的做法，导致了流民大起义，朱见深成化元年（1465年）刘千斤、石和尚在荆襄起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