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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陕南移民对我省移民搬迁的借鉴 1明代陕南移民 1.1通过军屯向陕南移民
早在明朝朱元璋时期，就开始在全国实行军事屯田，陕南也是当时重要的军屯地，根据明朝嘉靖时期的《汉中府志》记载，汉中府设汉中卫，所属的金州（今安康）和勉县分别设千户所各一个，专门对军屯实行管理，从当时的建制看，大约5600人称卫，1120人称千户所，112人称百户所。以此推知，汉中府应该有5600人屯田和驻防，安康和勉县各有1120人屯田和驻防。从事屯田的士兵保留军籍，而且世代为军。这些屯田的军队，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的收入支给，实行“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即安置了为创建大明天下而建功立业的将士，又加强了地方治安，可谓一举两得。①(明代陕南屯田及移民，陈良学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 1.2破产的农民、灾荒等造成的流民向陕南移民
元末明初，陕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如陕南的安康地区在元代“因兵 之后，地旷人稀，降金州为散州，废西城县（今安康市），并废汉阴、平利、旬阳、石泉，各设巡检司，省入金州，自此西城之名遂废。”②（嘉庆《安康县志》卷九《舆地考》上）。汉中地区各县人口流失也很多，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洪武十年（1377年）汉中府褒城县并入南郑县；洋州（今洋县）于洪武三年（1370年）降为县，洪武十年又并入西乡县；沔州于洪武七年降为县，洪武十年并入略阳县，③（具体内容见《明史》卷四二《地理志》）等等。充分说明元末明初陕南人口的剧减。明朝时期，皇帝、藩王、勋戚、官僚、豪绅凭借封建特权，肆意兼并土地。朝廷以搜刮“荒田”、“闲田”为名，将农民的良田、恒产变为
皇庄和“藩王庄田”。万历初年，潞王在湖广的庄田达到四万顷之多。万历末年，神宗皇帝朱翊钧为给其爱子福王朱常洵建立庄田，将河南的土地搜刮殆尽，还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吴纬业《绥寇纪略》卷八）。其他“藩王庄田”地跨数省占田万顷者比比皆是，“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明史·食货志》卷七七，一四页），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假官爵之余威，劫夺乡民”，“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郑廉《豫变纪略》卷二，一五页）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纷纷破产。闽浙“有田者什一”，安徽“绝无一亩者居十之七八”（《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苏州一带“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一，二四一页），同时，地租很高，每亩地租多达一石二三斗，有的甚至每亩高达二石以上。明政府赋税也越来越重，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超过正赋三倍以上。明朝王公贵族官僚地主要么享有免赋役的特权，要么就用“飞洒”、“诡寄”等手段，把赋役转嫁到农民的头上，造成“流移日众，弃地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明史·吕坤传》卷二二六，十一页）的局面，导致大批农民逃离故土，潜入深水野林。荆襄陕南成为明代流民聚集地方。马文升奏报“切照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其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并陕西所属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粮差，或因畏当军匠，及因本处地方荒旱，俱个逃往汉中府地方、金州（今安康地区）等处居住。彼处土地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所以人乐居此，不肯还乡。即目各处流民在彼，不下十万之上。”（《明经世文编》卷六二，马文升《添风宪以抚流民疏》）另据史料记载，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时有言逃民，聚居各处，殆四五万人。先后入山，抵汉中府深峪中潜住”④（《明
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戊午），英宗景泰五年（1454年）开始抵达河南的流民二十多万户又“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逐食”⑤ 《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七景泰五年十一月辛酉。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十二月巡抚荆襄右副都御史杨璿奏称：“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亦不下百万”⑥（《明宪宗实录》卷六一，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明政府开始对流民采取驱赶回原籍的做法，导致了流民大起义，朱见深成化元年（1465年）刘千斤、石和尚在荆襄起义，被镇压后，流民又返回这里，在明政府的严厉驱逐下起义余部在李胡子领导下再次起义，起义民众达到百万，于成化七年（1471年）再次被明政府残酷镇压。明政府的镇压并没有解决这里的流民问题，这些流民“自往年驱逐之后，多去而复来；及继以灾伤，逃移渐众，益相聚集”（《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三，成化十二年五月丁卯）。明政府改变策略，于成化十二年决定解除明初的“山禁”，并派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明史.原杰传》记载：“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无注） 由于解除“山禁”成化十二年后又有大批流民涌向陕南等山区。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刑部左侍郎何鉴奏称“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口。其愿附籍者，请各给户由，收入版籍。愿还乡者，量宽赋役”（《明宪宗实录》卷一一，正德元年三月辛丑）。同年十月孙需上奏说“续清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州府县流民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一户，愿附籍者九万二千三百七十户”（《明武宗实录》卷一八，正德元年十月戊申）。由于大量流民聚集，陕南人口明显增加，
光绪年间所编的《洋县志》充分反映了这个问题，洋县“明初编户尚止十里。天顺间，添五里。成化间因流移在境，都御史原公建议安辑之，授田附籍，编为新民、新兴、怀来、普惠等十五里，而人始稠。嗣郡守周公讳东者，又为之增编，新旧共三十六里。”（光绪《洋县志》卷三《风俗志》）陕南其他各县人口因流民的附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根据谭作刚先生的研究成化时流入陕南的流民、移民既达四十四万左右。（《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三《艺文上·处置流民疏》）（转引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 谭作刚） 2清朝时期陕南移民 2.1清朝康熙之前陕南情况
陕南经过明末农民战争，清朝统一战争，康熙时期平靖三藩战争，兵灾之后的陕南再次出现明初时期的荒凉景象，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明朝末年汉中府在册耕地13146.12顷，清初却只有6890.10顷，仅为明末的52.4%，商州明末在册耕地7729.02顷，清初只有2488.29顷，仅为明末的32.19%，兴安州明末在册耕地为18746.61顷，清初只有1460.14顷，仅为明末的8%。（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 薛平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一辑》）陕南战后人烟稀少。山阳县在顺治二年（1645年）“以兵燹之后，凋耗无几，攒为东、西二里”从明朝的20里到此时只剩下二里。（康熙《山阳县初志》卷二《市镇》）洛南县在明末战乱之后“劫烧无遗，人民百存一二而已”（乾隆《直隶商州志》卷一四《纪事》）白河县在清初甚至是“百里不闻人声，四境荒芜”（嘉庆《白河县志》卷一《地理志·疆域》）汉阴县城在康熙初年仍然是“一望萧条，如同瓦砾”（嘉庆《汉阴厅志》卷九《艺文志》，赵世震《修城自序》）石泉县自明末“崇祯丙子（1636年）以后五十二年间，七经寇陷，所存者寥寥数百余
家”（道光《石泉县志》卷二《官师志》）。陕南地区急需劳动力以恢复经济。 2.1清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
面对战争对农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为了早日恢复生产，增加赋税收入顺治六年（1649年）颁布 “垦荒令”，“招徕各处逃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三年之后按亩征粮，不得“预征私派”，并以劝垦的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个条件。（《清朝文献统考·田赋一》）但是由于 “缘无人承种之地，耕熟之后，往往有人认业，遂起讼端” （《清朝文献统考·田赋二》）因此，“垦荒令”的实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难以展开。直至康熙七年（1668年）云南道御史徐旭令还上奏说“垦荒令行之二十余年，而未见成效”。 （《清朝文献统考·田赋二》）土地荒芜，税源不足，造成清政府财政越来越大的亏空。王命岳在奏疏中说：顺治十二年国库亏空八十余万两，十三年亏空四百四十余万两，十七年亏空竟至七百余万两。（无注释）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直至康熙初年，仍没有好转。康熙为了发展生产，扩大税源，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开荒。于二十二（1683年）规定：“凡土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清圣祖实录》，卷一零八，页一二）这就为“垦荒令”的推行，排除了一个障碍。同时还一再放宽起课年限，康熙十年规定四年起课，十一年又宽至六年起课，十二年规定“通计十年方行起科”。 （《清朝文献统考·田赋二》）不准原主“认业”和放宽“起课”年限等措施，对扩大垦荒面积起了重要作用。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七百四十余万顷，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 “更名田”和“垦荒令”对一部分农民获得小块土地所有权，清政府在法律上予以承认，这对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