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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

作者：陈海亮

来源：《语文教学之友》2009年第05期

方圆五十里的安陵小国，在一心要吞并天下的强秦面前，难以自我求存。而唐雎面对盛气凌人的秦王，毫不畏缩，回答得合情合理而有分寸，不卑不亢。当秦王无理威胁时，唐雎则针锋相对，以其令人震撼的凛然正气使秦王色挠，长跪而道歉，从而胜利完成了出使使命，唐雎与秦王的鲜活形象也就跃然于纸上。从教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对《唐雎不辱使命》的历史真伪提出过异议，其中很大原因是我过于相信《战国策》的缘故。

可是这次教学时有位学生就对《唐雎不辱使命》的历史真伪提出了异议。他提出了“秦王为什么不与唐雎单挑”的问题。他还指出：作为唐雎对手的秦王赢政，绝不是懦弱无能的庸主，课文中的那种色厉内荏、前踞后恭的性格，和当时叱咤风云、一统天下的赢政的个性相差太多。《史记·刺客列传》中就记载：面对荆轲锋利的匕首，仓促间，秦王“乃以手共搏之”，可见其人身手矫健、处变不惊，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课文中秦王竟然“色挠，长跪而谢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同时那柄来历不明的“剑”何以解释，秦王怎么可能让唐雎带剑上殿呢?

细想确实如此。读一读《史记·刺客列传》就可知道：“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秦臣尚不可带剑入殿，作为小国使者的唐雎，焉能持剑立于朝堂之上?何况，当时秦国正与诸国全力相搏，面对来意不善的敌国使者，焉能如此麻痹大意?推敲文中的情节，查找了相关的资料后，我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疑点一：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魏国既灭，安陵岂能以“五十里之地”对抗虎狼之秦?即令以“劫秦”手段换取秦王一纸承诺，在“兵革不修、诈伪并起”、“昏然道德绝矣”(刘向《战国策书录》)的战国末期，缺少实力保障，这种承诺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战国策》注者鲍彪就认为：“唐雎之使愚矣!虽抗言不屈，岂终能沮之乎?”战国策士的游说活动皆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唐雎怎么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呢?

查阅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唐雎，是一位纵横捭阖、巧舌如簧的策士，并不是专诸、聂政、要离之类的玩命角色。“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恫吓，“挺剑而起”一拼死活的架势，非他所愿为之。 疑点二：

作为威震六国的秦王是否有必要设计这“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的“政治骗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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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陵，即鄢陵。安、鄢古韵同属元部，可行通用，《唐雎不辱使命》亦见《说苑·奉使》，其文“安陵君”作“鄢陵君”，可见其地实一。杨宽先生《战国史》所附历史地图于“安陵”下括注“鄢陵”，亦可证之。安陵原为魏之属地，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秦相穰侯魏冉兴兵击魏，斯时鄢陵已入秦境。“(魏昭王)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此为秦昭王二十四年(前283)事。由引文可知。早在魏冉攻魏之前，迫于秦之压力，魏国已割鄢陵以增广穰侯之封域定陶。也就是说，唐雎为安陵君使秦前五十八年，安陵已落秦人之手。

诚如历史学家顾观光所云：“鄢陵久为秦有，而安陵至战国末尚存，此则传闻异辞，当在阙疑之列矣。”(《七国地理考》卷五)

由此观之，《唐雎不辱使命》不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文学作品，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

对照《史记》对唐雎其人其事的记载，对准确理解《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不无启迪。太史公处置《战国策》中关涉唐雎的材料，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载录其事直书其名：《魏世家》记唐雎说秦昭王援魏事，文字与《战国策》悉同。一是载录其事讳涉其名：《魏公子列传》载唐雎说信陵君事，不书“唐雎”之名，而云“客有说公子”者。司马迁下笔谨慎，无疑对其时唐雎之年龄及缘何由魏人赵俱生疑惑。一是对《战国策》中有关材料弃置不用，《唐雎不辱使命》即属此类。照一般读者看来，《唐雎不辱使命》情节生动文字鲜活，绝不比《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之劫齐桓公”逊色。《史记》何以作如此取舍?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太史公已辨其伪。可以说，早在二千年前，司马迁即以史学家锐利的目光对唐雎劫秦王之真伪作过甄别。当代学者缪文远先生在《战国策考辨》一书中断定，是章出自秦末汉初纵横家之“拟托”。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本文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历史记载。”